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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蒋介石，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尽管他不愿整个华北被 日本控制，但“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如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势必影响“剿共”之大局。 于是，蒋介石于12月12日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 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实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半独立 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 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
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 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 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 的效果，日本军队最后还是蓄意策划了七七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6）
七七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负责所谓的“重光堂”，极尽玩弄阴谋之能事，一心想扶植起一个既有军事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的傀儡统治全中国 ，无奈他“机关算尽”却“反害了卿卿性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侵略者的铁蹄四处肆虐，迅速 占领了我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同时，日本还先后扶植了汉奸王克敏、梁鸿志 等，在北平与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并扶植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张家口建立起“蒙疆联合委员 会”。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计划把几个地方性的傀儡政权 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巩固和稳定占领区。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 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建议，并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日本对华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决策机构，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负 责人。
在此之前，1936年3月，土肥原晋升为中将，奉调回国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 第二年任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这期间，土肥原还亲自披挂上演了一幕“武戏”。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奉命率部出征华北，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 ，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直抵黄河渡口。
1938年5月，土肥原兵团由长垣渡过黄河，进入陇海沿线地区，准备向郑州方面 进犯。他的侵略战果颇丰，被日本报纸吹捧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当时如果郑州失守，日军即可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则岌岌可危。为阻止日 军前进，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大堤，瞬时间，豫东陷入一片汪洋之中。而此 时这颗“战场上的明星”土肥原的兵团正巧被围困其中，他只得带领部队狼狈向铁路路基或 地势较高的地带逃窜。在被洪水围困了一个多月后，才被援军解救出来。此后，土肥原便被 召回日军参谋本部任职，他的“武戏”也匆匆收场了。
在侵略战场上的明火执极没有玩弄阴谋诡计、在“谋略”的舞台上取得的“成绩”显著，于是“战场的明星”转向“阴谋”的舞台。土肥原贤二欣然受命，担任“对华特别 委员会”负责人，又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新成立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与津田静枝中将、坂西利八郎（预备 役中将）分别代表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组成领导小组。“经验丰富、贡献巨大”的土肥原被委 任为负责人，因而该委员会后来也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土肥原机关的办事处就设在土肥 原的住所，这是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所优雅静谧的别墅，被土肥原自命为“重光堂”。
“重光堂”实质上是当时日本在华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特务机关。土肥原借 这个机关，广布亲信，将间谍的触角伸及中国各地，他通过田中隆吉、今井武夫等，设立了 许多分支机构，布置了重重“机关”，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业”出谋划策。
“重光堂”的核心工作是围绕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展开的。土肥原可不是简单 的角色，这个被美国记者马克？盖茵称作“本世纪最大的政客和秘密间谍之一”的家伙极尽 玩弄阴谋手段之能事，在国民党政界要员中布下一张弥天大网。土肥原经过一番物色试探， 确立目标是争取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出山”，同时还授意分支机构展开了以蒋介石统 治中枢和汪精卫为主要目标的“桐工作”和“渡边工作”。土肥原以为这次机关布定，只待 “坐收猎物”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
先是对靳云鹏的工作进展不顺。靳云鹏是原来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他在北洋军 阀统治时期曾经显赫一时，先后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内阁总理，而且与后来从北 洋系中分化出来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阀都有较深的关系。1921年，靳云鹏退出政坛，先经 营一段实业后，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于是便削发为僧了。靳云鹏隐居天津，早已不问政务 。虽然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放弃隐居生活，与日本人合作，但均被靳婉拒。
对唐绍仪的工作也遭到重大挫折。唐绍仪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客之一，曾先 后与袁世凯、孙科以及桂系军阀共事，关系网络遍布中国政界，有一定社会影响，而且 最重要的是，唐具有浓厚的亲日倾向。1938年9月，土肥原贤二亲赴上海，出面游说唐绍仪 ，与唐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鼓动唐“出任新政府首领，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 央政府骨干”。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他的家里被戴笠手下的 军统特务刺杀，此计划又成泡影。
对靳、唐的计划流产后，土肥原贤二将全部赌注押在了吴佩孚身上，决心成立一 个以吴为首的政府。
吴佩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北洋军阀直系的著名将领。 为什么吴佩孚会被土肥原贤二选中？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关系并不融洽，与吴 更无什么过从甚密的往来，甚至还曾一度支持张作霖而试图将吴赶尽杀绝。
其实只要有利用价值，当然可以不计前嫌了。首先，吴佩孚在政治上有图谋，他 一直有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即使下野之后，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设立“大帅行辕”，时刻准备重整旗鼓；其次，吴在军事上有实力，华北和两湖等地有一大批旧部 可事收揽。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7）
最重要的是，吴是国民党的宿敌，下野后又屡遭蒋介石的弹压，因此与国民党蒋 介石积怨日深，所以吴佩孚成了土肥原拉拢的理想人选。
不知何时，吴佩孚隐居北平的什景花园忽然热闹起来，日本谋臣、中国佥士，络 绎不绝，冠盖如云，吴佩孚本人也名声大噪。然而，吴佩孚对“土肥原机关”的人却从未松 过口，他常常对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大谈一些宗教上因果报应等云山雾罩的事情。吴既不轻 易开罪日本人，又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任其摆布。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土肥原耐不住了。1939年1月，“土肥原机关”会同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有 关人员举行第三次联合会议后，土肥原亲自部署说吴具体步骤。根据他的安排，同年1月 24日，北平的袁乃宽、陆宗舆，天津的王揖唐、陆绵和上海的温宗尧、江天铎等42名汉奸头 目正式宣布组成“和平救国会”，随后以“和平救国会”名义请吴佩孚“出山”任“绥靖委 员长”。与此同时，按照原定计策，准备于1月31日，在吴佩孚寓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宣读土肥原拟定的书面文件。如果此阴谋实现，那么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让吴佩孚充当日本傀儡却不太容易。在1月31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 佩孚并没有宣读日方草拟的书面文件，而是公开提出了他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 ，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使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在这个 “三实主义”的“出山”条件里，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有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 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 这表明了吴佩孚既想出任新政府首脑，但又不敢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受万世唾骂的心理。 日本人利用吴佩孚，当然不是心地善良地让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政府，而 只是要制造一个全中国的总傀儡，从而进一步攫夺中国领土主权，使中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因此，日本不可能接受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而吴佩孚也不愿受日本的层层掣 肘，完全听命于日本人，说吴计划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正当希望渺茫之际，南方出现了 新“希望”，对汪精卫实施诱降的“渡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8年12月16日，汪精卫在重庆会见蒋介石，随后以参加纪念活动为由匆忙前往 成都，随后取道昆明，于21日溜到河内。28日，公开发表卖国求荣的“艳电”，投降日本当 了汉奸，心甘情愿地做了日寇最恭顺的走狗。
虽然说吴工作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土肥原贤二并未完全放弃对吴的拉拢。老奸 巨猾的土肥原明白，尽管汪精卫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但汪手中既无军权，也没有大军阀做 后盾，政权难以维持，如果加上吴佩孚，形成汪吴合流之势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形成既有军 权又有政权的听命于日本的“政府”，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他在继续加强对吴佩孚工作 的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
吴佩孚面对日本人的拉拢也是绞尽脑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特别是汪精卫给 他发来约请“合作”的电文后，他更加矛盾而使他坐卧不宁。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一味 地态度暧昧下去，有可能是最终导致日本人对他的抛弃和反目，这样他将失去极大的政治资 本。但是，如果他此时宣布与汪精卫合作，又恐民心向背，一着不慎，有可能使他的结局更 加悲惨。
汪精卫主动与吴佩孚接触，使事情有了极大的转机。1936年6月，汪精卫先与吴 佩孚在北平吴的私宅见面。汪精卫返回上海后，又派其心腹赵叔雍再度北上与吴佩孚商议合 作事宜。最后，吴佩孚终于与其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党权由汪精卫控制 ，而军权则由吴佩孚一手把持。
至此，土肥原贤二觉得计划终于实现，只等宣布“合作”就大功告成了，这令土 肥原升起一股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他似乎已看到自己的“英名”被永记于日本帝国的史 册了。然而，就在此时，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将土肥原贤二从兴奋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