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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鼓吹侵略的立场、公爵贵族的出身，加之与皇室、元老和重臣的密切关系，这些因素使他一步步走向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推波助澜的最前沿。
支持扩大对华侵略，加上“完美”的资历，使他已经踏上了就任“首相”的“坦途”，但城府颇深的近卫文却也不急于一时。1933年6月，近卫文先在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当上了贵族院议长。
1936年，“皇道派”青年军官制造了血腥的“二二六”兵变，虽被镇压，但军部势力实际上却获得了极大扩张。重臣们希望近卫文凭借其与军部及右翼势力的关系出面组阁，但近卫文深知军队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斗争剧烈，此时组阁，如何处理善后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可不想当短命内阁的阁魁，于是便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婉拒出任首相。这种推拒倒使民众对他产生了没有权力欲的好印象。1936年3月，军部操纵下的广田弘毅组阁，不久倒台。1937年2月，陆军大将林铣十郎组阁，但5月份就不得不全体辞职。经历了这两界“短命”内阁之后，近卫文出面组阁成了众望所归。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接受天皇的敕命组阁，时年46岁的近卫文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首相。首次组阁的近卫文在就任首相的当天就发表了组阁宣言，公开宣布“如无世界领土的公平分配，国际正义就是不彻底的”，并且主张属于“非持有国”的日本“必须确保民族自身的生存权”，为此必须彻底贯彻“大陆政策”，实现“国际正义”，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就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和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等等。“在现代，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正当化的根据”。近卫文的组阁宣言，彻底贯彻了日本军部的侵略主张，并且为这种主张粉饰上所谓的“正义”光环，等于是对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径大开绿灯。就在近卫文出任首相仅33天时，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便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事变发生后，近卫文虽声称要采取“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政策，但不久即发表了增兵声明，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的侵略军。近卫文为什么会从要求“不扩大”迅速变为不仅要扩大而且还很强硬的态度呢？
实质上，近卫文内心中是支持日军侵华的，并将此视为日本获取生存的“命运之路”。他前后态度的变化只是策略的运用而已，根本上，他是在法西斯的侵略战车上愈走愈远的。当时，日本政府，尤其是陆军中央内部的意见发生分歧，以陆相杉山元、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为主要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日本以强硬的态度出现，迫使中国慑服而妥协或投降。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则认为应从以“满洲国”作为对苏战备基地的防卫立场出发，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才是上策。而近卫文“乐观”地判断中国在日本的威力之下，势必会屈服，加之，他本身也极力支持日本的侵华立场，因而很快就倒向了支持“强硬派”的立场。
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以内阁名义发表向华北派兵之声明，宣称：中国军队的“不法攻击”，对日方现地谈判“没有诚意”，酿成了“华北事变”，为“维持”华北“治安”，日本必须增兵，并且以首相的身份号召贵众两院、新闻界、财政界等代表共同支持政府的决定。在他的号召之下，日本媒体大力进行舆论宣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叫嚣“膺惩支那”，这导致日本国内侵华气焰高涨，使侵华战火进一步扩大。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抗战爆发。这时的近卫文彻底抛弃了原来的“不扩大”的方针，接受了陆相杉山元的建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先是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随后，于8月15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强硬地宣布“膺惩中国”进行“圣战”。
9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通告，将此前所称“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日本欲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为了推动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文开始了国内的战争动员，尽可能地把可以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调动起来投入这场侵略战争。9月，近卫内阁就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方针，支持法西斯侵略的步伐。10月，专门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络会，并派海军大将有马良桔担任会长。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4）
除了精神动员外，近卫内阁还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动员，接连订立了各种经济统制法律，比如，《军事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等，大力扶植军需工业，将国内经济纳入战争轨道，而且吸收军、财、政界代表人物充当内阁临时参议官，加强对内阁的领导和控制力。11月，根据武藤章的建议，专门设立大本营，以便及时对前线战况进行遥控指挥……总之，他为全面侵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内阁与军部的互相协助与合作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步步深入。1937年7月底，侵占了华北地区；11月12日，侵占了上海；12月13日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占领南京之后，近卫文对华强硬态度达到了顶点，对南京蒋介石政权提出了条件极为苛刻的所谓“和平条件”，主要包括：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容共、反“满”抗日的政策，应对日“满”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华北设置“中国主权之下，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适当机构”，赋予该机构广泛权限，尤其应保证日、“满”、华经济合作的成果，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中日共同维持上海治安秩序、发展经济；就日、“满”、华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信等缔结“必要的协定”；中国要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对内蒙古、华北以及华中的特定地区，在必要期间由日本军队实施“保护”占领。这种对中国分而食之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自然不可能接受。
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以首相的名义发表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以同帝国真正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出现”。这是其公开否定国民政府、准备扶植听话的汉奸傀儡政权的狂妄叫嚣。
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顽强抵抗。1938年10月，继侵占武汉、广州之后，伴随着战线的拉长和纵深，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全国各地广泛兴起的军民抗日运动，更使日军深陷战争泥潭，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卫文处于策略考虑，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他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一面诱降蒋介石，一面扶植汉奸走狗，开展了所谓的“汪兆铭工作”。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即“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共同“防共”、“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
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近卫三原则”的对华政策，也被叫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声明中，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抛出“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为诱饵。所谓的“三原则”，其实是近卫内阁贯彻政治诱降的工具而已，并没有丝毫放松独占中国的野心。
“善邻友好”实际上是无耻地要求“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通过实现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使三国“融合一致，互相合作”，发展“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关系。同时强调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性，甚至野心勃勃地将上海、青岛、厦门等地也“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并规定对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得派遣顾问，以保证日本的最高控制权。
这就是“善邻友好”原则的核心意义，而近卫不过运用了所谓“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要求中国“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等等一些外交上惯用的含混词藻，来粉饰一番“善邻友好”原则的险恶用心而已。
近卫文用相同伎俩提出所谓的“经济提携”，即“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实行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他这种外交辞令背后的根本要求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中袒露无遗，即要求“日、‘满’、华三国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信、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对华北、蒙疆的开发利用”，应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尤其在以上地区及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日本应享受“特殊便利”；对农业的“改良”，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在贸易方面，应“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对于航空、铁路、海运、长江水运和通信事业等中国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则悉数作为“日华方面合作的重点”。
所谓“共同防共”原则，只是日军在华“任意驻军”的代名词。《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除了强调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外，还强调对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无期限的“继续驻扎”，并规定“在长江和中国沿海，应拥有舰艇航行停泊的自由”；“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应驻扎若干舰艇部队”；甚至规定日军对所驻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信以及重要港口水路，“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
这种贪婪的帝国主义企图，虽然在近卫声明的字面上找不到，但近卫声明却在事实上积极履行这种企图，它避而不谈占领区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问题，只是要求在内蒙这个“特殊防共区承认日本防共驻兵”即为例证。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5）
与此同时，近卫文扶植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工作”有了起色。1938年12月，汉奸汪精卫逃到河内，开始了其建立“新兴政权”的活动。12月30日，汪精卫发表“艳电”，与近卫文的“三原则”遥相呼应。然而，汪精卫的卖国投降行为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唾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同时，近卫文费尽心机推出的“近卫三原则”的政治诱降伎俩也未见成效。近卫文面对深陷持久战泥潭的困境，已经是软硬皆施、黔驴技穷了。1939年1月5日，近卫文不得不率领内阁总辞职。近卫文结束了其第一任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