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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策划九一八事变、拼凑“满洲国”、制造华北“自治”等等，日 军每一个侵略的行动计划上，都活跃着南次郎的身影！
战后南次郎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时，回忆自己“光辉”的过去，曾在日记中写 道：“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期。”
为什么他这会儿“最得意”、“最辉煌”呢？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大家就清楚了 。1919年8月，南次郎被晋升为陆军少将，随后出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一职。 天津中国驻屯军，是当时日本安置在中国的重要军事力量，它的司令官的影响当 然也就举足轻重了。《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在京津地区为了“保京师出海通道无断绝之虞”，拥有驻扎军队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列强控制清政府的一个途径。清政府倒台后，列强的 驻兵权还一直存在，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是日本驻屯军的指挥中心。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各个军阀为了保 住自己的势力地盘，纷纷寻找、依靠各国列强，作为自己势力发展的后台。
掌握驻屯军大权的南次郎自是中国军阀的勾结对象。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支持而 起家的，张作霖不安于只做关外三省的土霸王，一直想染指关内，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起兵 准备赶走北京的段祺瑞。
张作霖派帐下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拜访南次郎，请南让张作霖的奉军经过由南次 郎统率的中国驻屯军的地盘进入中原。南次郎随即应允，奉军当然“感激涕零”地伙同直 系一起占领了北京。曹锟当上前台的大总统，张作霖也实现了进驻中原的计划，背后当然是 要“知恩图报”地听日本人的话了。
南次郎是谁听命于他，他就支持谁。当段祺瑞倒台后，段政府的阁员和军人政客 请求日本人的保护，南次郎的日本兵营就收留了这帮“落难”者，乘机豢养他们今后也听命 于日本人。
里头有个叫徐树铮的就很“听”南次郎的话。在日本国内因为经济危机而大闹饥 荒的时候，徐树铮在南次郎的指挥下，将中国约300万担大米偷运到日本国内，这次南次郎 就以驻屯军司令的身份，把听话的徐偷偷送到了日本。
在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耀武扬威的日子里，南次郎还专门从日本国内接 来年迈的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们四处游览，招摇过市，来显示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 。这当然是他“最得意”、“最辉煌”的日子了。
离开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位子，南次郎被调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说来奇怪 ，一般是先当旅团长，再当师团长，后来才能坐上总司令的位子，而南次郎却恰恰相反，先 做了一阵子司令，再回头来当旅团长可算是先起后落，心里颇有点不舒服，一比较，当然还 是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的司令的日子最好过了。担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一年多后， 南次郎转任骑兵学校校长，后升任第十六师团师团长。经历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迂回之后， 1927年，南次郎终于顺利地被擢升为陆军副参谋长。
％％％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开始，南次郎进入了日本军部高层。升任陆相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日军侵略我东三省。当上“满洲国”的“太上皇”后，他又 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内蒙古和华北地区
南次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后，正值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蓄谋发动侵 华战争的时候。日军内部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制造的许许多多“意外”事件，南次 郎都参与其中，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1927年，田中义一作为主张对华政策“强硬”的首相，上台不久，即纠集一帮狂 热的侵略分子——陆军大臣白川、海军大臣冈田、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驻奉天总领事吉田 茂等人，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该会议酝酿形成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以及 后来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方针》，其核心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 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南次郎在“东方会议”上，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参与了会议纲领的 讨论与制定，并成为纲领的重要执行者，他很快就成为日本侵略满蒙活动的急先锋。
满洲“太上皇”南次郎（2）
1931年4月，若礼次郎出任内阁首相，刚被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南次郎，由陆军三 长官会议举荐出任若内阁的陆相。当了陆相的南次郎，不遗余力地贯彻军部侵略中国的政策。他想尽办法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的计划。
1931年6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东北兴安岭一带进行间谍活 动，被当地东北军抓获，后逃脱“失踪”。日本关东军以此事为借口，乘机挑起事端，诬蔑 中国军队杀死日本“农学博士”。南次郎以关东军的报告为据，拼命鼓吹“中村事件”是“全日本的事件”，“非彻底地干净地解决不可”，企图煽动起日本国民的仇恨报复情绪， 为日本政府最终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制造舆论支持和行动借口。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军的冲突 ，一味妥协退让，接受了日方的要求，时机的不成熟才使南次郎以此扩大事态的险恶用心落 空。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看“中村事件”的“里应外合”没有 达到让日本大本营马上出兵侵占满蒙的目的，便开始急不可耐地策划另一个阴谋——九一八 事变。
大本营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认为目前“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应该再“隐忍 自重一年”，于是准备派人前往“安抚”关东军。
本来，天皇是命令南次郎去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的，而奉天皇的敕令，南次郎完 全有权，而且也能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但是，南次郎先推脱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说服的 任务应由参谋本部派人去，借机赶紧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给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支持关东军侵 略行径的大有人在，立即有人给策划事件的主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连发三封密电，让 他们在大本营派人来之前，赶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
在大本营，有南次郎的配合和参谋本部的“明智反应”，因而关东军原定于9月 28日发动的事变，在9月18日提前发动了，这就是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在九一八事变的既成事实面前，南次郎不仅在内阁会议上为关东军粉饰，声称关 东军的行动是“行使正当自卫权”，而且，暗中鼓动关东军扩大战争事态，以便迅速侵占全 东北。为此，南次郎在未经天皇和内阁批准的情况下，便擅自命令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 十郎大将，派遣驻朝鲜的部分兵力，渡过鸭绿江，赶赴沈阳，支援关东军。
由于蒋介石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几十万东 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本关东军轻易占领了东三省，中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多 万同胞沦于日本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次郎改任军事参议官，他又开始为关东军酝酿建立“满洲 国”而“出谋划策”。
1932年1月28日，作为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为天皇作《满洲的近况》的报告。在 报告中，南次郎反复说明的是：日本应该在满洲建立“新国家”，以便使日本今后能向北发 展，从而使日本海变成“日本湖”（侵略苏联）；日本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该地区的经 济，可以使日本获得永久的自给自足（掠夺资源）；如果在这个“新国家”进行移民，可以解 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南次郎显然是想极力说服天皇同意建立“满洲国”，从而把我东三 省变成其牢牢控制的殖民地。
事实上，1932年2月25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南次郎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 1934年12月，南次郎被任命为关东军总司令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此前的10月份 ，大本营出台了驻满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驻满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全权大使兼 任关东军司令；全权大使作为外交官，接受外务省的命令监督；赋予全权大使行政监督权； 全权大使的行政监督权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的命令系统；全权大使下设参事官，掌管外交事务 。这个方案赋予了全权大使极大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南次郎上任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手掌“满洲国”的大权。他是“太上皇”， 而溥仪则是前台受他操控的“儿皇帝”。
南次郎定在每月3号与溥仪会见，对溥仪“面授机宜”一番，溥仪则诚惶诚恐地 惟命是从。
南次郎还在关东军司令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宫廷课，负责与溥仪联络的事务。
“满洲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经南次郎的首肯才行。1935年5月21日，“满洲 国”国务总理、年老体弱的郑孝胥宣布辞职，熙洽和藏士毅二人都想当总理大臣。熙洽曾是 吉林军参谋长，在关东军占领吉林后就投靠了日本军队。藏士毅曾任“奉天省省长”，与关 东军也颇有渊源。
二人都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究竟让谁当总理大臣，并不是由溥仪，而是由南次 郎决定的。
南次郎征询了属下的意见，认为二人虽然对日本都很忠诚，但他们手头本来就都 有一定的势力，若让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当总理，都会使这一派势力坐大。南次郎这回全 然不顾这两个汉奸的“忠诚”之心，而是另选张景惠做国务总理大臣。将新内阁名单通知溥 仪，这个“儿皇帝”一句反驳也没有，就“奉旨”签字颁行了。南次郎做“满洲国”的“太 上皇”，耀武扬威，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加强对“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但他并 不满足。他开始阴谋筹划内蒙与华北的“自治”，企图进一步侵略我内蒙和华北地区。
满洲“太上皇”南次郎（3）
南次郎派人勾结内蒙古上层人物德王，唆使和支持其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1935年9月，南次郎专门派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前往内蒙古乌珠穆沁右旗与德王谈判， “说服”德王答应日本关东军的条件，建立“新政权”，并许诺关东军会给予其财政援助。 德王答应与日本关东军“合作”，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南次郎命令关东军资助德王50万元 ，并提供5000支枪，帮助德王扩编军队。1935年12月，南次郎还直接派遣关东军 一部，帮助德王扩大地盘，占领了察哈尔省北部。在南次郎及关东军的直接支持下，1936年5月，继召 开“蒙古大会”之后，“蒙古军政府”宣告成立。
南次郎积极策划的另一件事就是，使华北五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华北“自治” 政权，制造听命于日本政府的第二个“满洲国”。南次郎派遣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土肥原贤 二担此“重任”。土肥原贤二这个大军事间谍，果然不负南次郎的重托，他一方面拉拢收买 华北的实力人物，一方面利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