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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5）
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从1936年9月15日以 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经过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年内战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 成。广田内阁原来对华外交政策在巨大冲击之下，变得更加积极地促进侵略。日本军部酝酿 已久的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1936年12月8日，陆相寺内寿一就已经开始叫嚣：“我们的协调精神和态度是有限度的。只要南京政府不放弃现在的反日排日思想，今后两国关 系的调整是困难的。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今后帝国正当权益濒于危急，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受 到威胁，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就在广田内阁受军部操控，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扩大对外侵略的时候，向法西 斯政权过渡的政府组织机构自己却出了问题。
前面说过，由于军部在内阁的活动，使日本原来政党政治的活动受到极大压制， 但“政友会”成员仍是议会议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内阁以及军部的做法早就深感不满 。1937年1月20日，即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就有政党议员指责：“官僚自以为是 ，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并且强调如果再这样下去 ，就会阻碍民意的畅达，使日本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
1月21日，第70届议会复会。会上，藏相马场瑛一在财政演说中提到将要扩大军 备军费，以这个问题为导火索，爆发了政党人士在议会中反对军部的激烈行为。年逾70的“政友会”成员滨田国松，是时任众议院副议长的政界元老，他发表即席演讲，指责军部干预 政治会导致独裁政治，而且指出，现在“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 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反映了当时政党议员们胸中郁积已久的不满，他们频频报以热烈掌声 ，支持滨田。陆相寺内寿一在滨田结束演讲后，立即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极为生气地说： “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
滨田在议员们的支持下，出语反驳：“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 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
寺内寿一听完，马上冲着滨田叫道：“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 ，我在此提出忠告。”
滨田被他的不逊所激愤，在讲台上，语调颤抖地抬高声音说：“我究竟是否说过 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
寺内寿一被滨田的气势所压倒，气极而无言以对。这一次议会辩论之激烈，曾被 时人戏称为“剖腹辩论”。
在正式复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寺内寿一怒气冲冲，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 。对于这样的要求，商工相小川乡太郎、铁道相前田米藏、农林相岛田俊雄等亲军派考虑到 ，如解散议会，就意味着对政党的惩罚，这会进一步导致政党反抗军部，国家“就会陷入危 险的境地”，所以表示反对。
寺内寿一不屑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在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更加坚决地 要求解散议会。事实上，要求解散议会不光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更重要的是，作为傀 儡的广田弘毅内阁，在执行军部的侵略计划时，并不太听话，广田弘毅并不是军部想要的能 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强硬阁魁。
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下，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出总 辞职。
广田之后的林内阁只维持了四个月便再次崩溃。1937年6月，近卫文“出山”组 阁。广田弘毅在这届内阁中重操旧业，出任外务大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此时，身 为外相的广田弘毅，配合日军的军事侵略，积极展开外交活动。1937年11月2日，广田 弘毅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作桥梁，向国民政府抛出“橄榄枝”——劝降的所谓“和平”条 件，被国民政府拒绝。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广田再次通过狄克逊向国民政府提出 了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一副兵临城下的霸道模样，强迫国民政府接受，当然再度被拒绝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作为外相，广田执行近卫内阁的所谓的“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的政策，企图扶植傀儡汉奸政权，但收效甚微。1938年5月29日，外交工作“跟 不上形势”的广田弘毅被解除了外相职务，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为其继任。广田弘毅被解除外 相职务后，除1942年6月曾出任过一段时间的驻泰国大使外，未再担任过其他公职，但他经 常出席重臣会议等决策咨询场合，继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出谋划策。
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广田弘毅企图用“迫于军部的压力”来为自己支持和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的活动辩解。但事实不容置疑，他最终成为被判绞首刑的唯 一一名文职官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逮捕了甲级战犯嫌 疑人广田弘毅，并将其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狱中的广田弘毅态度十分顽固，想尽办法推卸 其作为主要战犯的责任。
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6）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开始辩称自己“只不过是军部的传声筒 ，是军部用刺刀逼着”他执行他们的旨意，所以他也是军部的牺牲品，是无罪的。并且无奈 地说，如果不将内阁大权拱手让给军部，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二二六’事件”都会发生 。
面对广田弘毅的无耻狡辩，首席检察官基南立即质问他，为什么恢复“军部大臣 现役武官制”。广田弘毅当然明白这一制度极大强化了军部的力量，而自己当时推动了这一 制度在议会的通过，当然难逃其咎，只能以“被逼无奈”继续强辩。
中国历史学家刘子健作为证人，用事实阐明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危害性 ，并指出广田弘毅是当时负有行政责任的内阁首相，对此当然要负完全责任。“被逼无奈” 这种借口多么苍白无力，广田弘毅无法狡辩而不得不垂下了头。
接着，检察官又指控广田弘毅任首相期间，屈于军部压力，实行准战时财政制度 。仅1937年度的财政支出便高达52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95。4％，其中军费为32。7亿日 元，较上一年度增加了两倍。在这样的财力支撑下，导致日军的军队规模迅速膨胀，武器装 备大幅增加，极大地强化了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
除此以外，广田弘毅被指控是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对此，广田弘毅当然 不承认，他宣称他的内阁已于1937年1月23日宣布总辞职，而七七事变是半年后才发生的， 当然与他无关。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用雄辩的事实驳斥广田弘毅的狡辩，他指出，早在1936年4月 16日，广田弘毅便推动内阁会议，通过了加强日本侵华部队、为“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的 提案，为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做好了准备。同年5月1日，广田内阁又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 》和《帝国用兵纲领》，确定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具体作战方针，要求陆海军采取先发制人的 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并规定对华初期作战的目标为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地区。
倪征燠又援引1936年6月3日，广田内阁陆军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度的对华作战 计划》的文件作为证据，该计划中明确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军（五个师 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 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 策应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和南京三角地带”。
在这些确凿证据面前，广田弘毅再也无力狡辩，为自己推脱责任。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根据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三类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最后判处广田弘毅绞 首刑。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广田弘毅在内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宣判 。判决书中指出广田弘毅应对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负责任，是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亚洲阴 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外，还特别指出，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广田弘毅， 在已经连续收到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后，仍“相信”日本军部的“保证”，始终未在内阁会 议上提出停止暴行继续发生的任何措施，他在职务上的怠忽实际上已构成纵容的罪行。当韦 伯庭长宣布判处广田弘毅绞首刑时，他表情痛苦而又不甘地瞪视一眼韦伯庭长后，没有鞠躬 便怒气冲冲地被狱警带下法庭。
广田弘毅被判为10名绞首刑犯中的一名时，他极为不甘和生气，自认为：“本人 区区一介文官，根本不上阵冲锋杀人，竟也会被处以绞首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东京 审判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审判！”于是便伙同土肥原贤二等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反对 判他们死刑。原定于11月29日执行的处决，因此而被推迟。
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受理这些战犯的上诉。对 于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无视盟国权力的越权干预行为，中国、苏联、荷兰等国纷纷提出抗议， 认为此举是对国际协议的肆意破坏，甚至连美国和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表示了不 满。
美国当局迫于国际压力，于1948年12月20日，不得不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美国 最高法院发出一道公文，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日，美国 最高法院召开法官会议重新表决，最终以六票对一票否决了广田弘毅等人要求重审的上诉。 广田弘毅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1948年12月22日，是对这些甲级战犯执行绞首刑的日子。广田弘毅此时真切地感 受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要结束了。临死前，他给妻子留下了遗诗：“什么都可以忘却，唯独 爱妻良牡子忘不了。从此一个天上，一个人间，唯愿夜夜梦中见。”他临死流露的这种恋家 惜情的心境，在他策划、推动日军侵略、残杀无辜平民、毁灭无数家庭时，却不见丝毫。多 么虚伪而又残忍的法西斯心境。
1948年12月23日零时34分30秒，广田弘毅这个为日本军队侵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的甲级战犯，终于在绞首刑架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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