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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 （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最长最温柔的笛从头颅直到脚趾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给你 我的中国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最雄肆最悲伤的鼓从太古直击到永恒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给你 我的中国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但永恒在你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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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羽衣
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
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把我赘得发疼：“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
“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扳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
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织虹纺霓，藏云捉月，她们几曾烦心挂虑？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羽衣和美丽的肌肤，她们久久凝注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痴然如醉。
而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她的羽衣被锁在箱子里，她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她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
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那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羽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白亮的羽毛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箱子，藏好钥匙。
是她自己锁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
她不能飞了，因为她已不忍飞去。
而狡黠的小女儿总是偷窥到那藏在母亲眼中的秘密。
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小女孩，我总是惊奇地窥伺着母亲。
她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鸥”，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吗？那不是母亲的名字，却是母亲名字的谐音，她也曾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栖的海鸥吗？她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名字对我而言是母亲神秘的羽衣，她轻轻写那两个字的时候，她可以立刻变了一个人，她在那名字里是另外一个我所不认识的有翅的什么。
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些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取出来暴晒。
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
母亲晒些什么？我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樟木箱子又深又沉，像一个浑沌黝黑初生的宇宙，另外还记得的是阳光下竹竿上富丽夺人的颜色，以及怪异却又严肃的樟脑味，以及我在母亲喝禁声中东摸摸西探探的快乐。
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雪白的缎子上，绣着兔子和翠绿的小白莱，和红艳欲滴的小杨花萝卡，全幅上还绣了许多别的令人惊讶赞叹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面会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
我小的时候好想结婚，当然也有点害怕，不知为什么，仿佛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等结了婚就自然是我的了，我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好东西也是怪可怕的事。
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也没有细问。对我而言，那么美丽得不近真实的东西，一旦消失，是一件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事。譬如初春的桃花，深秋的枫红，在我看来都是美丽得违了规的东西，是茫茫大化一时的错误，才胡乱把那么多的美推到一种东西上去，桃花理该一夜消失的，不然岂不教世人都疯了？
湘绣的消失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复归大化了。
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欣悦自足的表情，她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我扎辫子的红绒绳。她的姿势细想起来，实在是仙女依恋地轻抚着羽衣的姿势，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哀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唯其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更特别的深情凝重。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有时她胃痛，卧在床上，要我把头枕在她的胃上，她慢地说起外公。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她上街去吃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煎得两面黄的炒面和女生宿舍里早晨订的冰糖豆浆（母亲总是强调“冰糖”豆浆，因为那是比“砂糖”豆浆为高贵的）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那些事的时候，都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一个吃剩菜的角色，红烧肉和新炒的蔬菜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地放在父亲面前的，她自已的面前永远是一盘杂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锅饭”（擦锅饭就是把剩饭在炒完菜的剩锅中一炒，把锅中的菜汁都擦干净了的那种饭），我简直想不出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总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怨叹，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很安心，我知道下一顿饭她仍然会坐在老地方吃那盘我们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而到夜晚，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地去检点去上闩。她一直都负责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
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
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伺着什么？
她那么小，她何由得知？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她也发现了什么吗？
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拣出石涛画册或汉碑并一页页细味的那一刻吗？是在我猛然回首听他们弹一阕熟悉的钢琴练习曲的时候吗？抑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光，不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或流苏树下的一瞬间吗？
或是在我动容地托往父亲的勋章或童年珍藏的北平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