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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敌第九师小部被歼，敌五十九师残部则消灭殆尽。其余敌人连夜溃退黄陂，敌之先头部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大本营抚州方向撤退。红军又取得东陂战役的全面胜利。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并缴获三百挺最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发出了惨痛的哀鸣：
“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罗瑞卿经过了战斗的洗礼，更加成熟了。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一军团发生了一次吗啡当奎宁的事件。
罗瑞卿负责的保卫局，主要担负四个方面的的任务：一是训练警卫员，保护军团首长的安全。二是巩固部队，防止反革命分子混人部队进行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行军时，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开小差。三是清查俘虏。四是在边沿区或在白区驻扎、行动时，进行社会侦察，尤其是对敌情、敌特的侦察，破获敌探，防止外部敌人的破坏，对付小股土匪。
这天，罗瑞卿刚把对一个进入苏区的小贩审问告一段落，突然接到了军团部通知，说卫生处发生了给干部吃毒药的案子，叫他快去办理。
他迅速赶到军团政委聂荣臻住处。
聂荣臻政委正在窗前来回踱步，显得十分焦急。他看到罗瑞卿急匆匆地走来了，立即把他拉进屋里。
“政委，到底怎么回事？”
“瑞卿，事情的详细原委还有待调查研究，目前的情况是。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卫生处发下来的药后，出现了异常反应，有的同志已经怀疑是特务投毒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军团领导和我军干部战士的安全，也涉及到卫生处工作同志本身清白，责任医生游胜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慎之又慎，实事求是地把这件事查清楚，越快越好。”
罗瑞卿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心弦紧绷起来。
“政委，这件事可能很复杂，我尽快摸清情况再向您汇报。”
罗瑞卿从聂政委处出来，找到被关押的游胜华，请他谈谈具体经过。
游胜华一见到罗瑞卿，眼泪就扑落落地掉下来了，他对罗瑞卿说：
“罗局长，我现在有口难辩啊。。”
“不要着急，胜华同志，好好想想，把具体经过谈谈。”
在罗瑞卿的安抚下，游胜华情绪渐趋平静，向罗瑞卿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这几天正患着恶性疟疾，非常痛苦，他去① 见《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65—168 页。
给他们诊治时，就把药箱中留给军团长用的一点奎宁给他们吃了几片，谁知，这两人吃了药后不久，即出现了异常反应，一边抓打自己的心窝，一边又蹦又跳，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大家按也按不住，谁按他他就跟谁撕打。。
讲到这里，游胜华脸上现出又痛苦又委屈的神情。
罗瑞卿又问道：
“这药给别人用过吗？”
“从医务处领来，还没用过。”
“你能肯定是奎宁吗？”
“我从戴主任那里领的，那上面标着是奎宁。”
“好吧，你先别着急，我再去请教戴胡子。”
罗瑞卿立即找到卫生处主任人称戴胡子的戴济民。戴主任也早已听到这件事了，很紧张，很不安。一见罗瑞卿走进来，他就急忙迎上前来。
“罗主任，那批药是我发的。可标签上明明写的是奎宁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老戴，不要慌，你能让我看看药吗？”
“行，行。”
戴济民领罗瑞卿走进药房，拿出了一个标有“奎宁”字样的药瓶子。罗瑞卿把药倒出几片，放在手掌上看了看，他虽然没有吃过奎宁，但见过别人吃，好像不是这样的白色小片。
他又问戴济民：
“你们平时怎么断定是哪种药呢？”
“如果瓶子上有原标签，就基本上按标签来断定。如果是散药，就凭口感和印象。。。这批奎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当时已经没有了标签，大家用第二种方法确定的。”
“你能十分肯定是奎宁吗？”
“这，这。。”
戴济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
罗瑞卿从戴济民处出来，回到住所时已经很晚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
“对，得赶快去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对药品进行签定。”
他前脚刚跨出门槛，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一听，是聂荣臻政委。
“瑞卿同志，调查得怎么样啊？”
“报告政委，正在调查中，我已经问过游胜华、戴胡子了，关键问题在于搞不清是不是奎宁。游胜华给病人服的是不是奎宁。
“噢，现在我向你通报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已经有许多人把这件事上升为政治案件了。他们向我反映说，这肯定是‘AB 团’干的。认为游胜华、戴胡子、姜齐贤都是‘AB 团’。这件事情现在复杂化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政委，您常说，我们不能像其他单位一样，大搞抓‘AB 团’，整人杀人，弄得几乎人人自危。我考虑，这件事不能这么貌似复杂地简单化处理。
游胜华同志出身贫穷，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是陈毅同志送他去卫生学校学习的，工作一向勤勤恳恳，似乎不会有问题。戴胡子是罗炳辉同志从吉安起义时带过来的，他虽然在吉安开过诊所，但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医生，来到部队后作风很严谨。姜齐贤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有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出了事故，应该先查清楚，不能先定框框，不应当随便怀疑人。”
“我同意你的看法。目前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形势很复杂，许多问题应当想得深一些，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
“政委，我这就去找姜齐贤部长，要尽快把事情的症结查清楚。”
“好吧！瑞卿同志，有情况及时汇报！”
“是，政委。”
罗瑞卿挂上电话，带上警卫员，连夜找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姜齐贤此时很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历史。但他自从来到一军团，一直尽心竭力地工作，军团领导也十分信任他，他自觉问心无愧。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又忐忑不安。
当罗瑞卿问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说：
“罗局长，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我觉得您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至于那批药，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奎宁。因为我们的药大多来自战利品，有些药有标签，有些药却是散的，大家只能凭经验判断哪种药。从病人的反应未看，不象是吃了奎宁的反应，倒象是吃了兴奋剂的反应。我已经从戴济民同志那里取来了药，大家正在化验，也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姜齐贤同志，我相信你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对革命是忠心不二的，你们认真地工作吧。”
罗瑞卿见姜齐贤已经在进行鉴别工作了，就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他正在听一个保卫局干部汇报捉到一个特务的情况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一听，是姜齐贤。要他快去卫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罗瑞鲫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卫生部。姜齐贤、戴济民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告诉他，问题确实出在药品上。游胜华当奎宁用的药，是吗啡，它的颜色、大小和极苦的味道，和奎宁相似。红军此时又极缺奎宁，对吗啡极少接触。
姜齐贤带头做开了检讨：
“罗局长，这是一次发错药的事故，这责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长，是我的错，药是从我手里发出的。”戴济民打断了姜齐贤的话，挤到罗瑞卿面前说。
“同志们，查清原因就好了，责任大家都有。你们能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认真工作，这就很不错了。下次打敌人时，我们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设备。”
大家都笑了。
戴济民摸摸自己的脖颈说：
“罗局长，多亏您工作细心，要不，我的这颗脑袋怕是早掉了”
“不，应该首先感谢聂政委，是他直接抓这件事的。我现在就去向他汇报情况，你们去接游胜华同志吧。”
于是，各人分头行动。这次事故终于没有发展成政治斗争。
在后来的一次给保卫局干部讲课时，罗瑞卿以这件事教育保卫局干部，要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还把新闻学中的六要素概括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这“六何”运用到保卫、侦察工作中，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由于罗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聂荣臻后来谈及一军团保卫工作时，总结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联系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历史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1933 年春。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间隙。
罗瑞卿受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委托在全面抓保卫局工作的同时，抓起了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
罗瑞卿既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演员。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编导了他的第一出戏《谁给我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即自告奋勇演蒋介石，童小鹏男扮女装演宋美龄。
演出那天，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