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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这一套。我在参议院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久，我的老板，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弗兰克·默斯，就决定向参议院提出一个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个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注意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会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我为弗兰克·默斯参议员起草的这一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指标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自动地联系起来。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够得到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广泛支持，但是，最后居然只有1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那个提案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因为每隔几年，那些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抓住机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阶层选民们踊跃地支持自己，同时也可以借此使劳工领袖们能够介入到党派的立法议程中来。因此，如果他们表决通过了我所主张的提案也就是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几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话，劳工阶层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这一能够赢得民心的光荣机会。
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国会议员都深深地懊悔他们几年前在《社会保障法案》汇总了各种社会福利指标——也就是将那些福利同生活费用的上升直接关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称国会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艰辛的老年公民的社会福利的机会。当然，他们也很快就会为刚刚汇总了各种税收指标而后悔不迭的：以前，他们曾经因为推动减税而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和选票，而实际上那时候他们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减缓了税收“沿着脚手架不断往上爬”的速度而已。
马萨诸塞州的国会众议员詹姆斯·A·伯克，也为我们留下了同样经典的一幕。当伯克在60年代第一次被选进众议院后不久，伯克的同事同样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长约翰·W·麦克科马克问伯克是否需要帮助，为他所在的选区做点什么事。伯克立即回答说有一件事需要麦克科马克帮忙，那就是：他希望促使联邦政府重新修复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他的选区内的故居，昆西·亚当斯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离任以后，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后17年一直是代表这一地区的议员。杰米·伯克如果办成了这件事，他将成为这一地区选民心目中的英雄。
麦克科马克问修复亚当斯的故居大概要花多少钱。“喔，我想大概需要75，000美元”，伯克兴致勃勃地回答道。麦克科马克笑了，他对伯克说，重新修复亚当斯总统故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在本次国会会议上，伯克就能得到全额拨款。
听到这里，伯克突然若有所思、面带忧虑。“我希望这次只拨30，000美元，行吗？我可不想在一年内就完成整个重修工程！”
在70年代早期的时候，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来帮助人们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国会各议员办公室从一项有时会非常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帮助家乡的选民与联邦官僚机构打交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因此马上就有很多的议员签名表示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有戏，因为，国会中那些资深议员们决不会让这样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来争夺那份荣誉与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1932年，去看看詹姆斯·A·哈格蒂吧这个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闻秘书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是《纽约时报》一个非常机智的政治评论记者。有一次，他为梅西公司总裁杰西·I·施特劳斯出了一个高明的点子。施特劳斯告诉哈格蒂，他打算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捐一大笔钱，并且说那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候选人，而且也是出于他自身目的的考虑他希望一旦民主党人入主白宫，新总统会任命他担任一个公职。他准备预先支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15，000美元要知道，如果折换成今天的美元，那可是一笔巨款。哈格蒂在听了施特劳斯的打算之后，马上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条非常高明的策略。
“这可是一大笔捐款啊，”他对施特劳斯说，“最好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你可以先给5，000美元，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需要钱的话，可以还来找你要。毫无疑问，在选举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他们肯定还会回来找你要钱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急需竞选资金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给他们5，000美元，并告诉他们说这是你打算捐赠的最后一笔钱了。这样的话，等到选举前一周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资金匮乏而心急火燎，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向罗斯福建议提出某些诱惑条件从而促使你再次出钱救急。当然，对于再次到你这里来弄钱，他们会有一些犹豫，不过他们还是会来的…虽然可能有点勉强。到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们最后的5，000美元，我敢担保他们会对你感激得涕泪交流的。这样，你就会取得比你一次性给他们15，000美元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老早就把钱花光了大得多的效果。”
哈格蒂的这条计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了施特劳斯担任驻法国大使，并且让他干了很多年。
当然，那些在国会走廊游说议员们的说客，对于这样的交易也是非常精通、老练的。他们会把交易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以求得到预想中的结果。你永远都不会听到任何一个领着丰厚报酬的“驻华盛顿代表”告诉那些出钱雇佣他的公司，说消费运动已经达到了颠峰，或者某个产业长期担心的立法已经被永久性地搁置了。“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会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对他的委托人说道，“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活动和关系，让得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恶化。”对于这些说客，我们还是听听H·L·门肯的警告吧：“如果一个人的饭碗依靠的就是不确定状态，你最好不要与他争论。就如同不要指望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能恭维你那年轻的脸庞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个出色的说客心里会清楚地知道：他的饭碗依赖于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务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才不会有失业之虞。
马丁·阿格隆斯基自40年代以后曾长期在华盛顿从事政治报道，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纽约卖饼女人的故事，那个故事形象地揭示了人们身上这一规律性的综合症——“你最近又为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纽约城里，曾经有一个买白吉饼（先蒸后烤的发面圈）的老妇人，她已经在“麦迪逊大街”街头卖这样的饼好多年了。在每天早晨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男人经过她的小摊子，并把25美分的硬币扔进她收钱的铁罐里，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从来都不要白吉饼。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15年，有一天，老妇人终于拦住了那个男人，对他说：“你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那个男人吃了一惊，说道：“我猜想，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坚持往你的铁罐里扔钱，但却从来都不拿白吉饼，是吧？”
“不，先生，你错了！”老妇人回答道，“我的问题是，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白吉饼的价格已经涨到50美分一个了吗？
第五部分 总是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面前
总是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面前
宁愿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帐篷内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边往帐篷里头撒尿。
…林登·约翰逊
在《教父》一书中，当麦克尔·科尔奥尼的“塔霍湖大院之谜”被杀手的子弹解开的时候，他差一点就没命了。科尔奥尼，这个年轻的黑手党绅士，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猜疑隐藏于心底，若无其事、非常友好地拜访了那个他相信是谋杀指使者的人。“跟你的朋友们要保持密切的关系，”科尔奥尼的父亲曾这样教导他，“但是你要记住，你应该与你的敌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在这部经典之作中，作者马里奥·普佐借着这个勇士的嘴所说出的箴言，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上，萨拉托加战役是那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转折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当英国的博格因将军将自己的佩剑交给美国的盖茨将军表示投降的时候，这两支军队的将领就立即坐在一起了，参加了一场即便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极其侈靡的晚宴，那奢华的酒席上可以说是各种美味应有尽有：火腿，鹅肉，牛肉，羔羊，以及“各种各样盛在大盘子里头的清脆碧绿让人直流口水的的蔬菜”，数不清的散发着诱人的醇香的朗姆酒和香浓的苹果汁。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从书上读到这一幕的话，我肯定会感到极度震惊，认为那样做实在荒谬绝伦。毕竟，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一些有血性的勇士，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曾经为了打败对方而刺刀见红、拚得你死我活，现在居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握手言欢，并非常愉快地共进晚餐。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得了呢？
不过，这只是我30年前的想法，也就是我几乎还没有步入政坛、没有与职业政治家共事之前的想法。
当你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那场在萨拉托加举行的煊赫一时、欢天喜地的宴会的时候，你就发觉在“胜利的美国人的帐篷”里上演的这一幕是很完美的。对于那些战败了的英国士兵们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向他们传达失败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一信息更能安抚他们内心那狂热的复仇之情呢？当你慷慨大度地邀请他们与你坐到一起，并分享你的苹果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些好战的英国佬并不是那么卑劣不堪的。
在对待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一流的政治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霍里肖·盖茨将军两百年前就曾采取过的姿态。正如盖茨将军邀请绰号为“约翰尼绅士”的博格因将军到他的帐篷里去共度那个令人愉快的、结交友谊的良宵一样，国会山那些著名议员在应付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完全针锋相对的“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师般的能耐，也让我长时间地叹为观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看见有议员大步穿过众议院的会议厅，在刚刚与对手唇枪舌剑、怒火填膺地理论过后，却与对方搂肩搭背，插科打诨、嘻嘻哈哈地聊着家常，一起走出国会大厦长长的走廊。
跟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友谊或者伙伴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