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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分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１６岁的妹妹大２０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
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２０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引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７月１８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１９２５年底，已售出１０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帐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 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３）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史本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运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斯特拉塞尔对工人阶级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９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斯特拉塞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２９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斯特拉塞尔的秘书。他身高只５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尔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１９２１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家社会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岐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１１月４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亲自相见，是戈培尔迷信于元首的开端。几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
“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２４小时，戈培尔又在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斯特拉塞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斯特拉塞尔的哥哥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对新纲领一章 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忿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作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２月１４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