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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辆坦克，还有２０００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之兴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虚伪的了，他又开始吹嘘：“我注意到，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这与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的情况相同。”
与此同时，“最终解决”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渐趋完成，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进行另一次致命的荡涤。在军事地区，对犹太人、红军政委们和游击队员们的兜捕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在非军事区，此事进展却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数仍非常庞大，致使罗森堡的工作人员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将占领区人民视为仇敌，而应视为盟友。罗森堡主张分别成立州，给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们的热情支持。但是，他虽然转向自由主义，而他的性格并未同时变得坚强起来。一想到要与元首对垒，他便怕得全身发抖。换一个更坚强的人也同样不会产生效果：要见希特勒，必须通过鲍曼，而鲍曼又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结成了死党。罗森堡派往“狼穴”的联络员柯本，要将东部战场的真实情况转告希特勒，他觉得越来越难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将备忘录直接交给希特勒；现在呢，鲍曼坚持由他转交，借口是，元首将军务都忙不过来。这样，柯本认为，希特勒是通过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东线占领区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东方的胜利作为代价。”
的确，希特勒很少顾及内部事务，这可能导致了鲍曼常常自己发号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顾及“最终解决”，这也是用不着怀疑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去听。这些他在给２月下旬举行的纪念党的纲领颁布大会的贺信中已说得很明白了。“我曾预言”，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被消灭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犹太人。这个预言要实现了。在战争的进程中，不管产生何种情况，也不管战争会持续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犹太种族的灭绝，将超越胜利本身。”
希特勒虽然公开作过这种暗示，但时至今日，洞悉这一秘密的人却仍寥寥无几。连戈培尔本人也不知道正在准备的各种措施究竟有多么庞大。有个名叫汉斯·弗里茨彻的雇员，从一个党卫军成员由乌克兰写来的信中得悉了特别行动队进行大屠杀一事。写信者抱怨说，在得到屠杀犹太人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的命令后，他们精神垮了。他不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抗议或取得帮助。弗里茨彻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问：“党卫军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进行集体屠杀吗？”海德里希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责，答应马上进行调查。次日，他汇报说，干此事的罪魁祸首是地方长官科赫背着元首干的。之后，他便发誓，说屠杀将就此停止。“相信我，弗里茨彻”，海德里希说，“谁要是有残忍的名声，谁就不会残忍。他能仁慈地行动。”
只是到了那年３月戈培尔才明白“最终解决”的确切意义。希特勒坦率地告诉他，犹太人必须从欧洲清洗净尽，“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残暴的方法。”元首说得明白，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得清楚：
“……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判决，方法虽然野蛮，却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不能多愁善感。我们若不打击犹太人，他们便会将我们毁灭。这是雅利安族和犹太病菌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没有一个其它的政府或政权有力量去解决这个全球问题。”
到了春季，已在波兰建立起了六个屠杀中心，其中四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波尔、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合并区内，即库姆霍夫和奥斯维辛。前面四个杀人营是用发动机的废气毒杀犹太人的，但奥斯维辛附近一个大型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认为，这种办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辖的集中营采用了一种更毒的毒气即氰化氢。这种毒气在市场上垂手可得，商品名叫“济克隆乃”。
春天给希特勒带来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苏联的冬季攻势搁了浅，并完全停了下来。这样，整个战线便出现了间歇。这就使他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的各项政策。４月２４日，他用电话通知戈培尔，说他要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星期天下午３时，他谴责了布尔什维主义，称它是“犹太人专政”，污蔑犹太人是“寄生细菌”，必须残酷无情地对付之。但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头重申最后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又毫不隐瞒陆军已大难临头的事实。为了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势讲得过于严重。“代表们”，他戏剧性地宣布，“一场世界斗争的胜负在今冬就决定了。”他把自己与拿破仑作了一番比较。“我们已掌握了１３０年前让一个人折腰的命运。”为了阻止类似的危机的发生，他接着便要求通过一项法律，授他以全权。这项法律的措词是横扫一切的。此后，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要不，就受严厉的惩罚。现在，他已正式高于法律，握有生死大权。实质上，他已自封为上帝的代表，可以替上帝行事：灭绝“害人虫”，创造“超人之种族”。
深为希特勒的态度和语言所感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热烈地、吵吵闹闹地”通过了这项法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通过这条法律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希特勒的权力比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更大，这已是既成事实；事实上，比凯撒或拿破仑的权力还大。他宣称，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发国难财和打击黑市活动，削减国家机构中的多余人员，以充实生产战斗。造成德国经济流血的原因，不仅有文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守主义，而且也有党内的贪污腐化。过去１０年来，在戈林这种人的掠夺下，加上国社党各级官员的贪污和低效能，帝国国力已江河日下。
３天后，元首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海姆堡会见了墨索里尼。与体育馆里喜不自胜的听众不同，意大利人是多少带着凶多吉少的预感前来参加会谈的，因为元首的演讲令他们沮丧。元首滔滔不绝，但有意思的不多，且对东线遭受的灾祸进行掩饰（“今年冬天，德国陆军在历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他宣称，美国是在装腔作势唬人。他再次把自己与拿破仑相比，且称胜他一筹。他还对印度、日本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进行评论，武断地称它们属何种范畴。次日，午餐后，虽然话已说尽了，希特勒又滔滔不绝地讲了１个钟头又４０分钟，墨索里尼则不断在看表。连希特勒自己的将领都听烦了。“约德尔将军”，齐亚诺回忆道，“在进行了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后，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
（３）
在党卫军保安处内，希姆莱不信任海德里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海德里希给党内每个人，包括元首在内，都立了厚厚的一本档案，因此便受到他人的鄙视（一天，海德里希让他的下级昆特·西鲁普看了一幅希姆莱的照片。他捂着希姆莱的脸的上部说，“上半部是教师，下半部是”虐待狂”）。但是，希特勒却为海德里希安排了大计，甚至考虑让他当继承人——由于空军表现令人失望，戈林失宠——除仍让他享有高官厚禄外，还让他出任“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代理摄政王”一职。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白色恐怖，迅速地粉碎了抵抗运动后，海德里希又做巫婆又做鬼，充当了恩人的角色，尤其是对工人和农民。他提高了产业工人的脂肪定量，改善了社会安全系统，为工人阶级征用了不少高级族馆。“他与捷克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的知识分子同事戈培尔评论道。不管他放什么在他们跟前，“捷克人都一口把它吞掉。他采取了许多极受欢迎的措施。尤其是他几乎完全征服了黑市。”
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成就，激起捷克流亡政府采取行动。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居民，在这位仁慈的恶霸管辖下，有可能服服贴贴地接受第三帝国的统治，他们便决定暗杀海德里希。于是，曾在苏格兰一所学校里受过破坏训练的两名无衔军官杨·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便乘坐英国飞机，空降至这个托管国。
５月２７日上午，这两名暗杀者，在两名捷克爱国者陪同下，藏在海德里希的乡间别墅与布拉格赫拉德欣堡之间的一拐弯处。当海德里布的绿色的敞篷“麦塞蒂斯”开过来时，加拜克跳了出来，扣动他的轻机枪的扳机。枪没响，他再次扣动扳机，枪再次卡壳。站在他身后的库比斯连忙朝小汽车甩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滚了滚，不动了。海德里希喊道：“踩油门！司机！”但是，最后一分钟换上来的司机却仍在踩刹车。
手榴弹爆炸了，炸掉了小车的尾部。表面上看未受伤的海德里希，跳到路上，手中提着手枪，边打边喊，活像是“任何一部西部片中某一场戏中的主人公”。库比斯骑自行车跑了；加拜克并未受伤，枪卡壳时他呆立了片刻，然后脱逃。突然，海德里希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他摸了摸右半边屁股，摇晃着身子。车子表面的装饰物碎片和弹簧碎片打进了他的肋骨和胃部。人们立刻将他送进附近的一家医院。但是，由于他的伤势看来不重，他只接受德国医生为他诊治，其余一概拒绝。人们终于找到一名德国医生，他宣布，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因为碎片已打进肋部与肺部之间的隔膜，有的还打进了脾脏。
身在“狼穴”附近的临时指挥部内的希姆莱，听说自己的得力干将生命垂危，不禁哭了出来。但有些党卫军官兵却认为，希姆莱流的是鳄鱼眼泪，因为海德里希平步青云，深得希特勒的宠爱一事令他非常恼火。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已奄奄一息，他小声警告其手下人西鲁普，必须提防希姆莱。
后来，在检查海德里希的死因时，希姆莱对党卫军外国情报处主任瓦尔特·舒伦堡说：“不错，正如元首在他的葬礼上说的，他确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正当他身处权力巅峰时，命运有意将他调走了。”他的语调非常阴郁，但舒伦堡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讲这些话时，他像老佛爷似地点头称许，夹鼻眼镜后的那双小眼，突然射出光芒，活像是非洲沙漠中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怪物的双眼。”
那两名暗杀者，连同另外５名捷克抵抗运动的成员，终于被党卫军在布拉格一座教堂内捕获，并被处决。但这只是报复的开始。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出现了恐怖统治，使海德里希的所作所为都变成了仁政。包括利迪策的所有男人在内的１３００多名捷克人被立即处死，其莫须有的罪名是这些居民窝藏凶手。利迪策被焚，连废墟也被炸毁和推平。这座不出名的村庄之被铲除，不但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厌恶和忿怒，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也点燃了抵抗精神的火焰（*“我们飞往捷克斯洛伐克去刺杀海德里希时，总的想法就是如此”，战后，英国工党议员帕古特承认，“捷克的抵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