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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眼前自己的“故居”，秋子一言难尽。他甚至有点不敢走进屋子，生怕惊动了许多伤心的往事，踩着尾巴头就动，让那两年的日子，甚至拔出萝卜带出泥来，让那两年之后的许多日子相跟着一起，一天天都奔突着涌到自己的面前。
我们都知道，秋子和凤琴为了这个残疾的孩子所付出的努力，在宋坚4岁到6岁那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倒班，轮流送孩子到一个中医大夫家去扎针灸。两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整整700多次的针灸，一针一针扎在穴位上，也扎在他们的心里。真应了心诚石头也能开花的那句老话，在6岁多一点的一天，宋坚冲着秋子和凤琴，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着：“爸爸！妈妈！”突然得让他们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回答孩子，愣愣地站在那里。语言的畅通，像是疏通了许多淤塞的航道，让船有了重新起航的希望，给了他们信心。孩子只是小脑受到了伤害，大脑并没有问题。自从孩子生下来，6年了，还有比这更让他们激动的事情吗？
我们也知道，就在这时候，凤琴怀孕了。秋子当然想要下这个孩子，亲人、街坊、同事、朋友，包括我们在内，都希望凤琴要了这个孩子，宋坚虽然有了希望，毕竟还是残疾的孩子。但是凤琴在犹豫，真的再生一个孩子，对哥哥肯定不能像父母对宋坚那样好的，而父母也不会像是现在一心一意地只顾宋坚了。那不就太委屈宋坚了吗？他本来可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享人间所有的欢乐，只是因为我们到了北大荒，有了那样特殊的情况，才落下了残疾的呀。我们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就不要再让他受委屈了。考虑再三，凤琴怀着4个月的胎儿，还是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走出医院，她想哭，又哭不出来。回到家，她紧紧地搂住宋坚，宋坚啊宋坚，妈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无论受多大的累，吃多大的苦，妈妈一定好好地待你！
想起这一切，秋子真是说不出一句话来。现在，宋坚大了，已经26岁了，他已经知道26年前那个风雪之夜，那辆驮着他的父母还有母亲肚子里的他的老马车。有时候，他心情会很郁闷，会埋怨秋子，甚至和秋子吵几句。秋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他能说什么呢？埋怨自己当时到北大荒的狂热吗？还是埋怨当时那个同样狂热的时代？历史在审视过去的时候，巨手把一页轻轻翻过，就是10年甚至百年，每一页上那看似不起眼的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标点，很可能恰恰就是我们的生命流血之处啊！对于秋子和凤琴而言，就是一辈子只有一个的残疾的孩子啊！
我们这此的重返北大荒之行，是酝酿多年的，说心里话，秋子和凤琴都想回来看看，尤其是看看他们在25队的“故居”。秋子让凤琴去，凤琴却放心不下宋坚，秋子说我能够照顾宋坚，凤琴还是不放心。秋子说不就是一天三顿饭嘛，我能做。凤琴说：你说得那么简单？孩子现在大了，除了腿脚有毛病，心理生理上一点儿毛病没有，都25岁了，正常男人的事情，什么不想呀？他就愿意跟我说说，跟你说行吗？咬咬牙，凤琴还是让秋子来了。
凤琴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秋子把他们在25队的那个旧家多照几张照片，给她带回来。照那些照片，有什么用呢？照片会是童话里的宝贝，能够让那些过去的日子重新再回来吗？然后，他们再把宋坚脱胎换骨重新再生一次？她只是想让宋坚看看，然后指着照片告诉他：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从这间屋子里生活过的，又从这间屋子里走出来的，多大困难也好，多少痛苦也好，我们一家三口走了过来。
秋子房前屋后拼命地照相，阳光很好，快到正午的阳光，正直直地照在头顶，屋子、白杨树和菜园子里的菜，都没有一点影子，被阳光沐浴得光明剔透，干干净净，像是都在做着一个个的白日梦，把各自最好的笑颜和姿态，交付给秋子，好让他给凤琴和孩子带去。
因为我们都在等秋子，秋子没有再多耽搁，匆匆从25队赶回和我们会合。见到秋子，我们谁也没有问他，有些往事，是需要独自咀嚼的，就像是有一些幸福，不需要别人分享一样，有一些痛苦，也不需要别人分担。在幸福和痛苦的两极，都像是高台上的跳板，往往站不了那么多的人。需要其他人分享和分担的时候，往往是我们从这样的两极走了下来，冷静的风，能够吹平许多心灵上的皱褶，看到灿烂的阳光下照不到的地方。
在大兴岛，我们来的这些人，都和秋子一样，每人都有各自的伤心地，比如对于我就是猪号。青春年少的时候，那样的伤心地，没有来得及咀嚼出滋味来，就匆匆地在它的身边走了过去。现在，回忆把它一个抛物线一般抛到眼前，让我们蓦然回首，和它不期而遇，逼迫得我们去仔细咀嚼。只是我们人类缺少牛一样的反刍功能，咀嚼的能力显得很弱。更何况我们谁也赶不上秋子和凤琴经历过那样多的磨难，也赶不上他们两口子面对磨难时的那种达观和勇气，以及对未来从未丧失的信心，我们的咀嚼能力便显得更弱，甚至忽略了咀嚼而容易去囫囵吞枣。悬挂在我们青春记忆里，会有许多如秋子一样的伤心地，那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个醒目的标志，让我们触景伤情而怀旧是绰绰有余的了。但是，怀旧并不等于反思。回忆和怀旧是容易的，反思却不那么容易；或许，咀嚼也是容易的，但咀嚼出的滋味，却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而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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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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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关心原来在农工班里的曹永本和张玉钦。可以这样说，在北大荒，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不起他们两位。那一年，我没有被打成反gemin，他们两人却倒了霉，成了工作组的刀下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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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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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2队，是我们这次回北大荒的重头戏。赵军和毛豆在北京就买好的各种北京小吃，一路沉甸甸地带到了2队，准备和2队的乡亲们聚会时边吃边聊。插队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回北京，没有少从乡亲们家里拿豆油瓜子之类的东西，我们从北京回到这里，也没少如现在一样带回北京的特产让乡亲们尝尝鲜。这是一种家的风气和感觉，只有自己的家，才会这样做。那些东西真正是礼轻人意重，味道不在东西里面，而是在心里。
2队新修了一座院墙和大门，围起当年的场院，改建成了今天的队部和停放农机具的地方。方方正正的，很整齐。我们的车刚刚停在大门前，鞭炮就响了起来，响得让我感到有些突然，隔着车窗，弥漫着爆竹的硝烟，模模糊糊的，看见乡亲们在下面冲我们招手，还看不清脸的模样，眼睛就已经湿了。我们跳下车，看清了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虽然过去了20年、30年，但依然那样的清晰，一切好像和昨天刚刚见过的一样，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似乎时间倒退了36年，也是这样的夏天，我们刚刚到这里来安家落户一样，也是刚刚跳下汽车，只是没有鞭炮声，只是没有眼前的阳光灿烂。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我和老朱安置停妥，就分别借了两双高腰雨靴，踩着一脚的泥泞，跋涉了18里地，跑到场部，找到比我们早来半年的同学，还特意在康拜因前照了一张相，赶快给家人和朋友寄去，以为照片上那样的背景，才证明我们真正地到了北大荒。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充满全身，36年前的那个夏天，像是一个分散的童年的小伙伴一样，心情急迫，顾不上一切，光着屁股向我跑了过来。
新队长和副队长，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老乡亲们，我们是都认识的。特别是猪号的老王和菜园子的老赵，他们是我们2队的元老，都已经80多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老赵特别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翻出来咖啡色的领子，还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像是一副年轻人的打扮。老朱对我说：那年佩莉生孩子，大冬天的，老赵和他的老伴儿坐着马车从咱们2队赶到场部去看我们，还提着一篮子（又鸟）蛋和一袋小米，一个劲儿地嘱咐佩莉，不许出门，也不许洗脚……暖融融的乡情，缩短了时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跌入了过去的情境之中，许多沉睡的记忆立刻苏醒了过来，花开一般，缤纷着五彩的影子。
如果加上马号的老李头，我们2队的三大元老就聚齐了。可惜，我打听老李头，老赵和老王都告诉我：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老李头的死，让我感到难过，但并没有让我感到惊奇，因为老李头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也得是80岁的人了，而且他身体一直就不好。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问起老李头的女儿现在在哪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也死了。
我真的惊讶得很，她的女儿现在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世了呢？我忙问：怎么死的？
他们告诉我：是神经病。
像针扎了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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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旧半为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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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队，小学校里缺老师，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教复试班。是那种一个班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的班，语文数学地理自然历史美术体育，什么课都得是你一人去拳打脚踢。这样的班自然很难教，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那帮学生那么老实听凭你一人摆布？班里最老实的是老李头的女儿，上五年级吧，瘦小的还像是刚上学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整天一句话不说，就那么望着你。我教她还没到一个月，她就不来上学了，说是帮家里干农活去了。那时，我一腔热血，自以为可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怎么能够让这样贫下中农的好孩子不上学呢？一天晚饭后，我摸黑找到她家，走进屋，我什么话也甭说了，屋里破烂得跟猪圈似的，她妈妈病歪歪地躺在炕上，家里不靠她靠谁呢？
那天，她提着一盏马灯送我出来，一直送我很远。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让她回去，她不回，一句话也不说，还是送。送了半天，突然，她站住了。我不知她要做什么，她的背后是北大荒苍茫的夜空，没有月亮，一天的星光辉映在她瘦弱的肩头。我刚要问她有什么事情吗？她突然问了我一句：“肖老师，你说学地理课有什么用？是不是以后走路就不迷路了呀？”
30来年过去，连这孩子的模样我都记不清了，但这句话却总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想起来就让我难受而无言以对。我在前几年曾经写过一篇《地理课》的散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我忽然想起了老李的女儿那句关于地理课的问话，心里禁不住一紧。在北京，或在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孩子，或许对于地理课都不会特别的在意，而在偏远的北大荒，地理课是和外面世界联系的特殊的一座桥。地理课能够给予他们许多想像和向往，那一个个对于他们陌生而永远难以到达的地名，是藏在他们心里的一朵朵悄悄开放的花。”我以为这次来大兴岛，即使见不到她，也能够打听到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