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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
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
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
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
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
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
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
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贷，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
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
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
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
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
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
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
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
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
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
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
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写作一样。
过去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
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杨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
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恍
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
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
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
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
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里去死——我肯定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
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
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课——劳动。我们那
地方最缺柴饶，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后来我成为我
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为母亲在院子里积垒下小小一垛柴禾。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
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
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
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
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
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
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
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
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
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
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
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
然法则的胜利。４１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
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
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
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
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
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
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
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
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
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
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
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
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
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
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
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
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
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
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
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
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
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
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
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
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
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
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是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
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
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据
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
作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张老当时已七十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
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
的舌头。”
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
亚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
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公，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红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
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邮神入化的境界。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
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总共才两
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副药
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利润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
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
个如此不雅观看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
他。
第一个疸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
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
鹏举先生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