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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点麻烦：刚红起来，老子娘不肯放她们走的，总要等赚足几年再说。好在还年轻。她们这些人嫁人也难，”
她喃喃地娓娓说下去，织着她的鸦片梦。在他的年纪，他需要一个梦想，才能够约束自己。让他以为他要是听话，她真肯拿出钱来替他娶粉艳霞。等他吃上了烟，他会踏实些，比较知道轻重。
吃烟她倒又不怕冯家听见。
“怕什么？我们吃得起，”她会告诉媒人。
现在年轻人不大有吃烟的，现在是兴玩舞女、闹离婚。他要是吃了烟肯安静蹲在家里，冯家也不会反对。大爷三爷他们吃烟照样出去，不过他们的情形不同。第一他们手里有钱。
没有钱吃上了烟，就顾到这口烟。他要到堂子里过瘾哪儿行？
靠三爷接济他那两个钱能到哪里？还是家里这张铺。总有一天他也跟她一样，就惦记着家里过日子与榻上这支灯，要它永远点着。她不怕了。他跑不了，风筝的线抓在她手里。
十四
定了亲，时而有消息传来，说冯家小姐丑。
“不会吧？”银娣说。“这些人嘴坏，给他们说出来还有好的？你四表姑看见过的，没几年前的事。虽然说女大十八变，相片上是大人了，有现在这年纪了。你四表姑说相片像。”
“相片也够丑的，”玉熹说。
“有人不上照，无为州大概也没有好照像馆。我本来说再托人去看看，就难在顺便——谁到无为州去？要是太明了，他们家又还不肯给人相看。不是看在老亲份上，连这相片都不肯落在人家手里。”
他不好意思老是嘀咕这件事，不过看得出来他老惦记着，不放心。
“我们家从来没有过退婚的事，”她说。“无缘无故把人家小姐退掉，这话也不好说。
还是过天再托人打听打听。“
做媒的时候，男家的条件本来是要早娶，半年后就娶过来了。近年来都是文明结婚，忌讳新娘子穿白的就穿粉红。银娣在这些事上也从俗，不想太特别，不过文明结婚要请主婚人证婚人，要拣有名声地位的才有面子，她自从替儿子提亲这样难，把这些亲戚故旧都看透了，也不犯着再为这件事去求人，索性老式结婚，连租礼堂这笔费用都省了。
“老法结婚！”女人们都笑嘻嘻地说。“现在都看不到了。”
她都推在女家身上。“他们要嘿！他们还是老规矩。”
她其实折衷办理，并没有搬出全套老古董玩艺给他们取乐，因为大家看着确是招笑，就连那些怀旧的女太太们，喃喃地说着“嗳，从前都是这样，”也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是像从前，不过变得乡气滑稽了，嘲弄她们最重要的回忆。
现在大家都不赞成老式新房一色大红，像红海一样，太耀眼，刺目，所以她布置的新房极平常，四柱床，珠罗纱帐子，只有床上一叠粉红浅绿簇新的绸面棉被有几分喜气，衬着凝冷的冬天的空气与灰黯的一切，使人微微打个寒颤。楼下也只有门头上挂着彩绸，大红大绿十字交叉着，坠着个绣球花式的绉折球。新郎披红，也是同样的红绸带子，斜挂在肩膀上，此外就是戴顶瓜皮帽，与众不同些，跟客人都站在幽暗的大房间中央，人多了没处坐，应酬话早说完了，只好相视微笑。
“还不来！……”客人轮流地轻声说。一群孩子们更等得不耐烦。
“要等吉时，”有人说。
“时辰早到了。花轿去了几个钟头了？”
“今天好日子，花轿租不到呢。现在少，就这两家。在城里。……城里到一品香，还好，没多少路。”
女家送亲到上海来，住在一品香。
“还不来！”
“谁晓得他们？”新郎咕噜着，低下头来扯扯身上挂的红绸带子，望着那颗绣球作自嘲的微笑。
终于有人低声叫着“来了来了”。孩子们都往外跑。大门口放了一通鞭炮。银娣在楼上陪客，也下来了。没叫小堂名，呜哩呜哩吹着，倒像租界上的苏格兰兵操兵。军乐队也嫌俗气，不比出殡。索性没有音乐。
人堆里终于瞥见新娘子，现在喜娘也免了，由女家两个女眷挽着，一身大红绣花细腰短袍长裙，高高的个子，薄薄的肩膀，似乎身段还秀气。头上顶着一方红布，是较原始的时代的遗风，廉价的布染出来，比大红缎子衣裙颜色暗些，发黑。那块布不大，披到下颏底下，往外撅着，斧头式的侧影，像个怪物的大头，在玉熹看来格外心惊。
新娘子进了洞房坐在床上，有个表嫂把他拉到床前，递了根小秤给他。他先装糊涂，拿着不知道干什么，逗大家笑，然后无可奈何地表演一下，用秤杆挑掉盖头。
闹房的突然寂静下来，连看热闹的孩子们都禁住了。凤冠下面低着头，尖尖的一张脸，小眼睛一条缝，一张大嘴，厚嘴唇底下看不见下颏。他早已一转身，正要交还秤杆走开了，又被那表嫂叫住了。
“盖头丢到床顶上。丢得高点！高点！”
他挑着那块布一撩撩上去，转身就走。但是新娘子不得不坐在那里整天展览着。
银娣一有机会跟儿子说句话，就低声叫：“嗳呀！新娘子怎么这么丑？这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新娘子到她房里来，低声叫声“妈”，喉咙粗嗄，像个伤风的男人，是小时候害过一场大病以后嗓子就哑了。
“倒像是吃糠长大的，”银娣背后说。她对亲戚说：“我们新娘子的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玉熹倒还镇静，仿佛很看得开，反正他结婚不过是替家里尽责任。其实心里怎么不恨？
从小总像是他不如人，这时候又娶了这么个太太。当然要怪他母亲，但是家里来了个外人，母子俩敌忾同仇，反而更亲密起来，常在烟榻上唧唧哝哝，也幸而他们还笑得出。算他们上了无为州冯家的当。好比两族械斗或者两省打仗，他是前线的外国新闻记者，特殊身份，到处去得，一一报告。他讲起堂子里人很有保留，现在亟于撇清，表示他与这女人毫无感情，所以什么都肯说。
新娘子也有点知道，每天早上到银娣房里来，一点笑容也没有，粗声叫声妈。她梳个扁扁的Ｓ头，额前飘着几丝前刘海，穿着一色的薄呢短袄长裙，高领子，细腰，是前几年时行的，淡装素抹，自己知道相貌不好，总是板板的，老老实实，不像别的女孩子怕难为情。“老气横秋，”银娣背后说，“没看见过这样的新娘子。”
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子都轮得到。没有一天不出事，玉熹少奶奶常常回到房里去哭。玉熹有时候也偷偷地安慰她，但是背后又跟他母亲讲她。她和他母亲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自己结了婚，势不能不满足对方的好奇心，一半也是忍不住夸口。而她总是闲闲的，仿佛无所不知，使他不感到顾忌。
他又出去遛了，借口躲家里的口舌是非。她盘问得相当紧，至少知道他现在是“独遛”
，没跟三爷在一起。但是她仍旧扣着他的钱。他在堂子里摆不出架势来，讲起堂子里人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讽刺的口吻，当然也是迎合他母亲的心理。但是日子久了，他成绩还不错。他学了一口上海话——到底他母亲是本地人——在那种场合混着，不讨人厌，而且究竟年轻占便宜，一个少爷家，又会赔小心，又没有少爷架子。他并没有着迷，从来没说要娶回家来的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他母亲得意：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没有经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强爷胜祖，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迷恋长三书寓？他是她驻在敌国的一个代表，居然不替她丢脸。
“熹哥哥坏”现在他的堂表姊妹都这样说。
“怎么坏？”
那一个别过头去，不耐烦地吭了一声，似乎不屑回答。
“还不是嫖？”低低地咕噜了一声。
堂子里现在只有老年人去，或是旧式生意人，所以不但坏，而且不时髦。下次她们看见了他，不免用异样的眼光多看了他一眼，在他旧式的外表下似乎潜伏着一种阴森的罪恶感，像她们小说里读到的内地大少爷，无恶不作。他站在桌子旁边，个子矮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稳重，穿着藏青绸袍子，现在不戴眼镜了，苍白的小白脸，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中间分着。她们招呼他一声，他只朝她们的方向很快地点个头，正眼也不看她们，还是照从前的规矩。对他母亲唯唯诺诺，而在他眼睛背后有一种讽刺的微笑。他母亲当着人从来不理他的，只偶尔低声发句命令，眼睛望着别处，与对媳妇一样。
是阴历新年。正月里拜年的人来人往，时髦小姐们都是波浪型的头发，贴近在头上，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袍子，磕了头马上又穿上大衣，把两只手插在皮领子底下焐着。
“在二婶那儿都冻死了，”她们在别处一见面就抱怨。“这么冷的天，都不装个火炉。”
“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
“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人！”撅着嘴腻声拖长了声音。
“这回又说什么？”
“还不是她那一套？”无论怎么问也不肯说。
“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间开着，里面看得见。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来，坐在床上，人整个小了一圈，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裤，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夏布帐子。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显得奇小。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
“你怎么啦，二太太？”大奶奶用打趣的口吻大声问，像和耳朵聋的老太太说话，不嫌重复。“怎么不舒服啊？怎么搞的？”
“咳，大太太，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
“怎么啦？你从前闹胃气疼，这不是气疼吧？找大夫看了没有？”她不说是媳妇气的，别人也只好装糊涂。
“害了一冬天了，看我瘦得这样。大太太你发福了。”
“肥了。”娇小的大奶奶现在胖得圆滚滚的，十足是个官太太。
“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
“你福气呃，你好。可怎么这么娇滴滴起来了？怎么搞的？”
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吃出来的，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菜，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