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分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
这女大使。”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我说由我来向
主席报告吧。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故作轻
松地对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
我们两人都笑不起来。
第一次违抗主席
后来，我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我知道他不高
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
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
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
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但我猜那是我违抗他的指示，没有
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惟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
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
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
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回首当
年，如果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
始捉弄我！
第四十二章
父亲长逝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 月1 日凌晨父亲又在
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 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
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 月2 日启程。但
是7 月1 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
耗。
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
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
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
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
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
高龄了。我马上来！”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
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
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
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上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
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
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
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追忆父恩
放下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
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
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
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
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
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
天天打麻将到天亮。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
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
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
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
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
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
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
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
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
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
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
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以
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
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
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
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
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
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
第四十三章
追悼养父怀遗憾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
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想父亲毕竟是中国
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
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
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
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
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
“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
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
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
后来，他告诉我，五十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
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
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
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
来父亲又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推荐这个年轻人上大学。几年后，他学
成分配到一个省的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从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后就立即赶来
北京，但追悼会已过。
想到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
出的惆怅。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抛弃，士钊（行严）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
从此赋予我这多彩的人生。为什么一直要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许多
情！
一封爱的箴言
7 月2 日，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京赴广州。因为父亲已病故，改
在香港开追悼会，遗体火化之后去广州迎回骨灰。我们一行人在广州过夜，7 月3
日经深圳罗湖去香港。当时没有程控直拨长途，我挂了号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
床上，种种愁绪涌上心头。我实在无法入睡，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信。1973年的上半
年，我们之间在难得见面的情况下，虽近在咫尺却只能靠通信传递感情的信息。后
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纸片的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
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藏，得以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气横
溢的书信却从此没有下落。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
月2 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
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
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
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
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
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
抬头看见晴空中明亮的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
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祝你一
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
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
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
我无悔无愧。
第四十四章
爱情有了归宿
当1973年12月，那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时，我和冠华十分期望早日成个
家。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1973年初我们对
未来的憧憬已变得很苦涩。我们只觉得精疲力竭，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漂浮的
小船，此时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我
和冠华决定尽快结婚，使我们互有依靠。冠华决定搬到我家来，放弃外交部为他修
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总理亲自定的。在我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
给了冠华和我最坚定的支持。
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当个
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后来周总理又告诉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父亲
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我们结婚后住在哪里。我说外交部
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总理听了皱起他那两道浓眉说：
“章可（我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
我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我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于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试探说：“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
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周总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
简单。行老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他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