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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
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
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 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
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
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
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
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
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
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
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
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
得是9 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
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
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
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
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第三十四章
毛主席批评我没出息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
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
椅子上，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
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
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
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
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
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
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
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
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
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
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
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
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
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父亲又直言劝主席早回延安，不可
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仍与父亲保持密切
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而且是个人之间真挚的友
情。1963年，主席七十寿辰，父亲带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
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我为他的“章老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
给主席写信说我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我赠言，要我“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
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
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
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
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
这样，毛主席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我立
即到外交部报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
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
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
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
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
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
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
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尽止的孤独！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
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
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
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第三十五章
爱的萌芽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
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
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
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
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
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
洲的主要英语翻译。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
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
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
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
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
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
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
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
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
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
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
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
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
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
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
同志把客人找来。
两颗心共鸣于音乐中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
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
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
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
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
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
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
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
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
“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
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
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
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
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
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
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
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
给我的……
第三十六章
理智与情感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十一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
代表团点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我接到通知后去找冠华，我多希望能
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我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
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
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
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 日的机
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
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
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
三点多钟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
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
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
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