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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上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等，大约有12个外国人丧生。
为了躲避士兵，也为了躲避外国舰艇报复的炮火，百姓们纷纷躲到城墙脚下。
蒋来到现场，对第6军的第3师采取了无情的行动，缴了他们的诫，并处决了30一40人。
后来据说共产党的政治委员插手了这一事件，（蒋写道）“他们希望挑动外国势力和革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正象吉勒麦兹所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对外国租界的掠夺会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好处，那很可能只是一次军队违纪事件。
很快，蒋在上海陷入了更严重的麻烦之中，在周恩来等人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国民军1927年3月22日攻占了上海。
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接着便发生了残酷的巷战。在此过程中，约有200名工人被打死，1000名工人被打伤。随后，他们建立了临时市政府，使局势有利于自己。
蒋在南昌的司令部里，注视着这些事情，心里憋着一股怒火。开始是左派在武汉建立政府，对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表示蔑视；现在，共产党又夺取了上海。
他发表讲话，但不起作用。他时而调和，时而挑衅，在3月10日的一篇讲话中，二者兼而有之。他说：
他没有打算不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主张把他们拉进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现在已达到力量和声望的顶点，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的话，他们将给国民党带来灾难。他说他不反共，他感激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但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内谋求优势，压制国民党中的温和派。
武汉政府没有理睬蒋的指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蒋作为政治委员的职务，使其总司令之权隶属于新的军事委员会。
他在国民党中的所有重要职务，都转给了他的对手汪精卫。那时，汪正在从法国返回的途中。该委员会还通过发表公告对他进行谴责。指责他是专制者和独裁者，说他的统治保护“官僚、商人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按照蒋的说法，是共产国际劝汪精卫经莫斯科回国的。尽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些事情，但蒋明显对汪的回国仍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老同事会因汪的回国而被重新启用。汪1927年4月1日回国后的几天里，蒋和汪在上海会晤了好几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根据蒋的建议，一个姓吴的国民党人参加了“清党”会议的讨论，此人是蒋在控制委员会中的忠实信徒。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清除共产党”的问题。当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一些远离革命的地主和富人发现他们有救了。吴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中对共产党和鲍罗廷进行了攻击。
4月5日，汪同来上海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重申共产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进行了辟谣。因为有谣言说，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军，并攻击租界；而国民党准备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共产党开除出党等。
同日，吴等人决定“清党”，他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方案。6日，北京和上海是多事的一天。在上海的所有武装集团接到通知，从今以后，他们必须按军纪行事，任何反对行动，将以叛乱论处。
在北京，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使苏使馆人员大吃一惊。
他们在苏使馆中发现的东西。比张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4月28日，张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蒋依然面临着如何使在武汉的敌手溃散的问题。
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他各种职务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
李宗仁也为来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动，便离开安徽前线来到上海与蒋会面。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接到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要求辞职的电报，蒋说：“如果连第一军都不能稳定的话，那我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李回答说：“如果你也不干了，那么事情就糟了。当前的危机主要是共产党企图消灭国民党。”他建议蒋马上通电其他军界的支持者来上海“清党”，他自己的第七军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权在那里“清党”，蒋接受了他的建议。
4月6日，正是张作霖派警察搜查苏联大使馆的那一天，汪精卫到了武汉。
第二天，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李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临时市政会。
10日，蒋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3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随着为蒋的行为作辩护的“清查令”的施行，蒋开始准备进攻了。1927年4月11日，蒋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12日，蒋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
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然而，上海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比较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让当地流氓穿着工人制服，根据约好的信号，这些假工人突然袭击了全市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无论他们是否抵抗，一律将他们打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在进入上海之前，事先与上海有权势的赌场主、鸦片商、秘密社会的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
据说，青帮流氓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共产党的官方数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在那天的战斗中和在13日的总罢工流产后被处决。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周恩来，但他与一个师长的兄弟一起逃出来了，那位师长的兄弟是周在黄埔的学生。
蒋介石本人没有把这些事件讲清楚，他的解释是委婉和隐晦的。他说4月12日，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军在当地工会和商会的配合下，缴了红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