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诤汗洌哦嗳玫拢缓鲂懈畹匾椋臼科保沟们鹗现荒苎≡裼涝兜摹翱陀巍薄Ｕ馕抟墒歉觥凹枘训难≡瘛保商热艏岢肿约旱睦硐耄虼司偌肝藁匦嗟亍Ｒ虼耍笔烁枰鳌翱投烙巍笔保肥潜鹩幸环涛对谛耐罚牍磐窭次奘四椭凹陀问贝笠炱淙ぁ！ �
抗日战争时期漂泊大西南的史家陈寅恪，有两句曾广泛流传的诗，道尽当年中国读书人的苦闷：“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湖即景》）陈先生的“预言”虽然落空，可所思“南渡”的“往事”，确无当世“北归”的先例。丘逢甲并非专门学者，可正如丘菽园说的；“家仙根工部熟于史事，其为诗也喜胪史”［3］，不可能对“南渡”的“往事”没有任何感应。实际上，内渡头几年，丘的感怀诗中常见“南渡”意象，如“南渡衣冠尊旧族”（《还山书感》）、“渡江早虑胡分晋”（《秋怀》）、“渡江文士成伧父”（《答台中友人》）、“北望胡尘泪满衣”、“衣冠南渡避胡来”（《东山感春诗，次己亥感秋韵》）等。
以丘氏率义军抗日保台的经历，最欣赏的先贤，本该是辛弃疾，可诗集中经常浮现的，却是陆放翁的影子。选择陆游或辛弃疾作为追怀的目标，可能只是基于诗人的审美趣味，可我还是怀疑，这里隐含着一种难与人言的悲痛。就像陆放翁一样，审时度势的丘逢甲，大概意识到只能寄希望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而这对于诗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即必须尽快完成“烈士心态”的转换，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与方向感。否则，只是“新亭空洒泪，故国莽怀人”（《客愁》），虽然感人，却无济于事。
好在是年秋天，经广东巡抚许仙屏的努力，丘逢甲奉旨“归籍海阳”；隔春，又由潮州知府李士彬聘为韩山书院主讲。这两件事，对于正“漂泊天涯”的丘氏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这一点，从他的《长句赠许仙屏中丞并乞书心太平草庐额，时将归潮州》和《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可以看得很清楚。前者称：“天涯沦落苦无着，荷公还我东扬州”；后者则已是踌躇满志：“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此后，还会有“客愁”，还会有“乡思”，可诗人已经迅速投身到潮嘉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中去，并由此获得新生活的意义与乐趣。
与同期内渡的其他人不一样，丘逢甲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归籍海阳”与“讲学潮州”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从第四年（1898）起，丘氏诗作数量大增，而且对居住地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算一般意义上的纪游诗，专门歌咏潮州风物的，就有《广济桥》四首、《王姑庵》绝句十六首、《千秋曲》、《凤凰台放歌》、《莲花山吟》以及由二十首五古组成的《说潮》（《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十七首，其余三首见《选外集》）。
以中国地域之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厚，任何一山一水一城一阙，都可能引发思古之幽情。问题在于，旅游者的“鉴赏”与当地人的“呵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在于阅读者的心态，即，对于这些很可能“无关大局”的史事与风物，有无认同感。在“大江日夜东，流尽古今事”的《说潮》中，读者不难感觉到丘逢甲借叙述潮州史事触摸这块神秘土地之脉搏的急迫心情。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参与当地文化建设之热切，更是溢于言表。因发现“和平里三字碑，为文丞相书，潮中志乘罕有载者”，丘氏于是引经据典，做了一番考证。所谓“书法厚重奇伟，非公不能作”，这种论证方式，足见其并非训练有素的金石学家。好在丘氏并非专家学者，宣扬“和平里三字碑”的目的，乃“以告后人之凭吊忠节与志潮中金石者”。并非对考据有特殊兴趣的丘先生，竟对潮州的历史文献表现出如此兴趣与热情，这才是我所格外关注的。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2）
1908年，时任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吟诗作赋时，既有“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席上作》）的悲愤，也有“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的悠闲——后者的题目，尤其值得玩味：《归粤十四年矣，爱其风土人物，将长为乡人，诗以志之》。这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自我表白，我以为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后人为了突出其因忧国忧民而“凄凄惶惶”，相对忽略了同样必不可少的自我心理调适。东坡居士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被解读者化简为“随遇而安”。按照丘氏的思路，必须是“爱其风土人物”，方才可能“此心安处”；如此“长为乡人”，也方才可能体会“此间原乐未应愁”。只可惜“归粤十四年”以及“将长为乡人”的说法，稍嫌笼统；大概与其时诗人已在省城广州立足，故不愿将视野局限于潮州有关。在我看来，完成由“客愁”到“心安”的转折，关键在“归籍海阳”以及无数次的“居潮而言潮，稽古为悠然”（《说潮》）。
丘氏对于台湾的怀念——尤其是发为诗文，确实十分动人。可既然内渡，就不应满足于只是“新亭对泣”，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在这里，能否“心安”，至关重要。不只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而且热爱奉旨归籍的潮州；不只担任《台湾通志》“负责采访乡土故实”的采访师［4］，而且“越俎代庖”为潮人考据起“和平里三字碑”来历；不只撰写《台湾竹枝词》，而且赋诗《说潮》，如此浓厚的“乡土情怀”，与其人生理想融合为一，在晚清的思想文化界颇具特色。
1909年，移居广州的丘逢甲有《题张生所编东莞英雄遗集》之作，将英雄济世的宏大志向与流连风物的乡土情怀合而为一，相当引人注目：
我爱英雄尤爱乡，英雄况并能文章！
手持乡土英雄史，倚剑长歌南斗旁。乡土情怀，古已有之；到了清人，更由于考据技巧及辑佚方法的成熟，延伸为热心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在辑佚中突出“英雄”之“遗集”，则诗人的乡土情怀，自然是柔中带刚。回过头来拜读丘逢甲关于潮州的诗文，不难发现其基本特征：少“风情”而多“史事”与“人物”。《说潮》等诗，其实也是一种“乡土英雄史”。将“英雄”与“乡土”相提并论，使得丘氏的“爱其风土人物”以及“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不能自动推导出“山水闲适”与“乡间隐逸”，而是明显带有入世的意味。
这种在迁徙中迅速站稳脚跟并寻求发展的能力，与客家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先世由河南迁福建上杭，二世祖创兆公参文天祥军事，失败后迁广东梅州，十八传至曾祖始迁台湾彰化，到了丘逢甲又因抗日保台而内渡［5］。如此清晰的迁徙路线，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模范与暗示作用。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有不少对于家族迁徙史迹的追怀。《还山书感》有曰：“南渡衣冠尊旧族，东山丝竹负中年”，前一句加注：“予族由宋迁闽”。《说潮》对于家族史的述说更为详细：“中原忽龙战，九族开闽关。吾丘自固始，举族来莆田。”虽然由于当初族谱缺失，此诗以及《谒饶平始迁祖枢密公祠墓作示族人》之追溯“南州迁客宋枢密”可能有误［6］，但热心“寻根”这一举措所蕴涵的心理动机，依然值得史家充分重视。后诗采用大量夹注，叙述本族八百年的迁徙史，其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如下四句：程江风雨韩江月，海云台岛径三迁。
仗剑归来人事改，故居只有青山在。
也就是说，轮到丘逢甲因抗日而内渡，丘氏家族已经是第四次的大迁徙了。在表彰过家族历史上的忠臣与显宦后，丘逢甲做了意味深沉的总结：山城遗俗朴不华，唯耕与读真生涯。
勉哉兄弟各努力，勿愧先邑称名家。将此“示族人”诗作所表达的“耕读”与“忠孝”传家的理念，与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所表彰的“家教”以及丘逢甲的平生行事相对照，可见其确实“渊源有自”。
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更何况历史上台湾多潮州移民［7］，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早有歌咏：唐山流寓话巢痕，潮惠漳泉齿最繁。
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生根。时至今日，潮汕、闽南和台湾的语言及文化习俗，依然十分接近。不难想象，对台湾乡土极有感情的丘逢甲；“归籍海阳”并无太大的心理障碍。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潮、嘉及闽南视为一体：本学堂设于汕头埠，名曰岭东同文学堂。虽由潮中同志倡设，然同道之嘉应、惠州，邻境之漳州、汀州各属，自当不分畛域，以广造就。［8］
关于丘逢甲之泯灭潮嘉界限，以一“归籍海阳”的客家人身份，积极投身潮汕的教育文化以及一般公益事业，没有比丘琮的描述更精彩的了。《岵怀录》中“居潮教化”一则，专门谈论丘逢甲如何帮助协调潮属、嘉属商民的矛盾：先父自丁酉以后，六七年间均居潮属，历讲学海阳、潮阳、澄海、汕头等地，屡为排难解纷，兴利除弊，潮人甚为爱戴。潮属与嘉属商民时有土客之争，先父祖籍虽嘉属，而生长台湾，其土语与潮州同为福老系统，言语已为隔阂。又奉旨归籍海阳，每为地方尽力。故土客有争，辄得先父一言为解。壬子潮州土客械斗，时，先父已殁，潮父老犹思念，曰：使丘公在，必不至此也。［9］最后的虚拟语句，在我看来，略嫌夸张。潮汕地区的土客矛盾由来已久，且牵涉许多实际利益，非某公道德文章所能轻易感化。我甚至怀疑丘逢甲之所以在潮汕办学屡招嫉恨，除了新旧人物的势不两立，还夹杂着潮、嘉两属绅士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3）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丘氏的由于台湾经验，希望沟通潮、嘉、惠与漳、汀、泉各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岭东文化”大感兴趣。可惜，其历尽艰辛创建的岭东同文学堂，只是初成规模，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便因学堂资格、经费短缺以及地方士绅的恶意攻讦而黯然去职［10］。
二、辞官办学与民间意识
文人学者对于“乡土”的认同，从来不是被动接收，而是双向互动。选择什么样的史事与风物，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需求；而在诠释这些史事与风物时，由于加进了许多此时此地的个人感触，又反过来强化了解说者的文化立场。居潮期间，丘逢甲在诗文中一再吟颂的，一是韩愈，一是文天祥。不只因历代来潮士人中，这二位的声名最为显赫。丘氏的选择，其实隐含着一种自我人格塑造。
虽说是“昌黎文山皆吾俦”（《东山酒楼放歌》），丘逢甲对二者的表彰，各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