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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QQ，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纪录片他妈的真残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