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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并没有放松各门功课的学习，对于沈尹默的古代文论课，更是学得津津有味。
沈尹默学贯中西，精于诗文。他教国文，没有讲义，对学生们说：“我只指示你们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在你们自己。”
这种讲授方法，同学中有很多人一时不适应，而沈德鸿并不感到很陌生。还是在安定中学读书时，张献之教国文就不用讲义，另一个姓俞的国文教员也不用讲义。
然而，他发现沈尹默的教法，又跟张献之和俞先生有所不同。沈尹默更多的是教他们治学之道和研究的方法。
在课堂上，沈尹默教学生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和《韩非子》中的《显要篇》。德鸿竖耳听他说：“要了解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以及他们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你们课外要精读这些子书。至于《列子》，是一部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这样的课，是他在中学时未曾听过的。以往教师讲的都是知识，他只要记住、理解就行了。而现在，德鸿的面前却闪着一个个诱人的问号，召唤他去研究、解释，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这是多么有趣呵！
由于得到沈尹默的指点，沈德鸿下功夫精读了《典论·论文》和《文赋》，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刘知几的《只通》。
对于外国文学，他的兴趣也很浓厚。两个外籍教授，分别教他们读司各特的《艾凡赫》与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教《艾凡赫》的外国教授，试着用他刚学的北京话讲解，反而弄得学生莫名其妙。沈德鸿便在一张纸条上用英文写道：“请您还是用英语给我们解释。”递上去后，外国教授读了，微笑着点点头，改用英语上课。这样，同学们倒容易懂他的讲解，师生双方都感到了轻松、愉快。
第二学期，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来到德鸿所在的班级上课。他刚从美国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很懂得教学方法。德鸿在看望卢学博时说，“这位美国教授最受我们欢迎啦。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来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
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教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而是出了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
在植材小学读书时，沈德鸿学的就是英国人纳司非尔特编的英文文法读本，从小奠定了英文的基础。中学阶段，他的英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如今得到这位善于教学的美籍教授的指导，他英语的读说听写能力又大为提高。
同班的徐佐，是浙江富阳人，和沈德鸿是大同乡、好朋友。他的英文程度较差，每逢写英文作文，总是悄悄地对沈德鸿说：“老乡，多多拜托！”
沈德鸿向他眨眨眼，低声回了一句：“放心，‘捉刀’有我！”他先代徐佐写好一篇，然后作自己的。往往别人写完一篇的时候，他已作好两篇英文作文。
但是他出手虽快，却常常有小错误。每次作文发下来，便看到美籍教授替他一一作了修改。
每年暑假，德鸿总是南下还乡看望母亲；而每逢寒假，他都遵照母亲嘱咐留在学校，通读了向卢学博借来的“二十四史”。
1916年3月，当青年沈德鸿即将结束三年预科学习之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早先预备的大量广东焰火，本来打算在袁世凯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来庆祝的，如今只好在社稷坛放掉。
沈德鸿和同学们听说后，在夜里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奔往社稷坛观看燃放焰火。他看到一串串、一簇簇的焰火飞上夜空，闪闪烁烁的美丽火花，组成了“天下太平”四个大字。
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说：“本来还有一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民心不可违呵！”沈德鸿想。
6月，当他正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他说：“死得好！早该死了。”
7月，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了。这年他二十岁。
八、“商务”第一天
1916年7月27日清晨，一艘小客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靠岸。沈德鸿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走到街上，吃了一点早点，便问了问路，匆匆向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走去。
他一路想着心事：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张元济总经理？无一面之识，他肯见吗？不怕，我有他们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写给他的介绍信。虽然我也不认识孙伯恒，不过我知道此人，他常找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表叔。听卢表叔说，这位孙伯恒巴结他，是有求于他，想要他同意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公债券。他想起母亲上个月底对他说的话：“德鸿，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你祖父给卢表叔写信了；我也写了信，叫你卢表叔不要给你在官场和银行找职业。他可能一时没办法，你可要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呵！”谁知不到十天，卢表叔就来了信：“……接信后，速去上海见张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母亲说：“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钱我分成两份，你和弟弟每人一千元。你的一份这些年用得差不多了，我没有办法供你再读下去。
这下好了，商务印书馆里的书很多，听说他们有个涵芬楼，藏有许多善本、珍本书，你可以好好利用，一边做事一边深造。”德鸿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会努力的！”
沈德鸿照着旁人的指点，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他向营业部的一个售贷员打听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这个售货员只把嘴一呶：“三楼。”他又问了另一个人，才知道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的一个楼梯上去。谢过那人，他转到营业部后面，刚到楼梯边，就有一个人拦住他问：“干什么？”
“请见张总经理。”
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看沈德鸿一身穷学生的打扮，冷冷地说：
“你在这里等吧。”
沈德鸿心中来了火，也冷冷地扔给他一句话：“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
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面改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
沈德鸿不回答，从口袋里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
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
沈德鸿在心里说了一句：“势利小人！”随即慢慢地向三楼走去。拐弯处，他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来是等候传呼然后才可上楼的。他不禁想道：“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是什么样？”走了三楼，他觉得这里比一楼、二楼矮多了。地方也小，显然很不相称。一间办公室门前摆着张方桌，坐在桌后的一个职员见了他，说道：“过来，先登记。什么姓名？”
“沈德鸿。有人介绍我来见张经理。”
“也得登记。”那职员一本正经地说。
沈德鸿一声不响，又从衣袋拿出那个大信封来。职员接过去一看，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
“我马上去传达。”那职员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推开门走进去不久带着一个人出来，低声对那人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沈德鸿说：“请进。”沈德鸿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沈德鸿走进室内，看见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前放着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心想：他就是张元济了。
张元济指着一把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
沈德鸿坐下。张元济问他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他简短扼要地回答了；张元济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工作好吗？”沈德鸿答：“好的。”张元济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沈德鸿表示不认识宝山路。这时张元济拿起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说：“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对，沈德鸿，他今天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挂上电话，张元济对他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沈德鸿说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张元济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了一遍，又对他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完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沈德鸿对他鞠躬，转身走出这间总经理办公室。
回到旅馆，他把简单的行李理好。在等候去编译所时，他回想张元济的办公室是那样的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的书报。初次见面，商务印书馆张经理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等了一会，通宝来，帮他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轿车后，就对司机说：“走！”
沈德鸿还是第一次坐小轿车，他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得一个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沈德鸿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的茶房！”通宝点点头，告诉他：“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一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你到编译所做事，不管有什么要帮忙的，找我就行。”沈德鸿听他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时还不知道，通宝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所里的茶房清一色的南浔人，都是他引进去的。
到了宝山路，通宝把他的行李卸在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就带他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这位邝博士是华侨，原籍广东，在外国大学毕业后得的博士，大约四十多岁。他不大会说广东话，说英语却顺口。见到沈德鸿，就用英语谈话。他说：“欢迎你到我们英文部做事。我跟总经理商量，安排你在我们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是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我们英文部现在有七个人，大家来认识认识。”
邝博士招呼着同事们，一一向沈德鸿介绍：“英杰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周由廑、平海澜，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
二周是兄弟，他俩和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三人和沈德鸿握手时说：“我们是乡。”听到通宝和这三位同事的浙江乡音，一股暖流涌上沈德鸿的心头，仿佛异乡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对邝博士和大家说：“我刚来所里做事，一切都不懂，请诸位今后多多指教。”
他的第一天的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
下了班，和他年岁相近的胡雄才到宿舍看他，对他说自己还是练习生，每月薪水只有十八元。沈德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