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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不少朋友如沙汀、艾芜、田苗等人，也希望他早日把回忆录写出来。
然而，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在致田苗的信里写道：“写我一生经过的事，此事想想不难，哪知一动手，才知道要找许多旧书、报来核实，那就费事了。”儿子、媳妇不在身边，又没有专门的助手。怎么办呢？他不得不写信给予有关的领导同志，请求给予他以帮助。1978年7月19日，茅盾经过再三考虑，给予周而复写信说：“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阅
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确良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之不便（白天除我之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韬）来，既便于我写《回忆录》，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宜。
“至今写字尚手抖，都是本月七日半夜摔了一跤之后果。”
信中所写的“在卧室中摔了一跤“，是指7月7日夜里发生的事。他是习惯于独宿的，那天晚上由于服安眠药过了量，半夜起床小解时，因头晕、脚软而摔倒了。他不愿意深夜叫醒别人，而是自己用双手撑持着身体，一寸一寸地挪到床前，但是却站不起来，挣扎了约摸一个钟头，最后总算抓住床栏，撑起身躯爬上床去。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还坚持写作。
后来，韦韬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老人有了助手，查找资料的事可以让儿子去做了。而写作，他仍然亲自握笔，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
有些老朋友来拜访他，他就抓住机会核对记忆中的人名、事件。有一天，阳翰笙来探望他，还没谈上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的事来：“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阳翰笙答道：“有，是《中央日报》的主编。“他又问：“那人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对方回答：“是，是同一个人。“阳翰笙告别后想，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后来才明白：“是在思考他的回忆录，是在核对他记忆的人和事是否准确。他对工作、对创作这样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实在令人感动。”
又有一天，孔罗荪去盾他。他要孔罗荪替他查一查：黎烈文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
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持《中流》？孔罗荪便找当年在上海、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的文学史家唐涛，弄清楚了告诉茅盾。
还有一天，葛一虹来拜访茅盾说，“上了年岁的人只能写写回忆了，极其偶然也写点旧诗。“他看到葛一虹带来他们几个在1946年游西湖时拍的照片，有茅公和夫人孔德止，还有洪深、赵清阁、凤子、阳翰笙、陈白尘和他自己。看到一张在西泠印社拍的合影，茅盾拿起细细端详了一下说，”太小了，看不清，得用放大镜了。“葛一虹说：“那次相偕上市场习金华火腿，您指给我们看如何挑选上好的，当时您自己就买了两段上腰峰。
归途中，您还说怎样来烧汤或蒸切，才够滋味。“茅盾笑了。送葛一虹走时，看到孙女儿在玩，茅盾好像被什么事触动了，又问葛一虹：“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信住重庆，是不是？“葛一虹说确有此事。那是葛一虹在1942年搭机飞往重庆前夕，茅盾夫妇去看望他，交给他一封给爱女沈霞的家书，嘱咐他务必尽快妥交转去。葛一虹告诉茅盾：“寻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转送到延安无疑。“茅盾说：“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算弄明白了。”
为了查找或核实材料，茅盾还发信到各地，请亲戚、朋友们帮助。如上海的越清阁就接到茅盾的信，要她帮助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几个历史时期，他们同客一地的某些文艺活动情况。赵清阁为此写道：“他记不清了，我也印象模糊，而我被他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而感动，就代他从旁不解，力求准确符实，然后提供他参考。”
楼适夷说，每次与茅公见面，常谈起他在写的回忆录。显然，“他准备以晚年的岁月，全力完成这部最后的力作。为了写作，许多活动他不参加；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游览与休息。但有时也表示，为不少的访问与约请而感到苦恼。”楼适夷劝他到外埠找个幽静的地方去写，或可排除一些干扰。茅盾对他说：“不行，我身边有带不走的大堆大堆的资料，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搜觅补充，去外埠是不方便的。”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茅盾写回忆录，不是随想随写，也不是口头说说，用录音机录下，让秘书去整理，盾一遍就完事，而是预订详密的规划，搜足所需的资料，甚至五六十年前的文学资料，也一点不漏下，必须请人天南地北找回来，然后仔细查阅，才一笔不苟地动手去写。“这是他一生中始终一贯的对写作的谨严作风。直到成为一位八十老翁，而仍保持这种强毅的精神。”
长期以来，茅盾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每天清晨醒来，就考虑一天的工作。七点起床，早饭后略事休息，九点开始写作。在一般情况下，工作到十一点结束。如感到疲倦，就躺到床上休息片刻，然后再起来写。下午，则常常从三点写到五点；或者翻看书刊，查找资料。
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但他写作的地方却是卧室。他患有老年性气喘病，一旦发作，上气不接下气，难过得很。在卧室写作，可以免得从卧室走到书房相起气喘。此时，他的一切都服从了写作回忆录。
茅盾睡的是一张单人铁床。床上是简单的被褥、枕头。为了免得花时间寻找，床脚边的铁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排裤带，大多是中式编织的，有白的、黄的、灰的；有细长的、粗圆的，还有扁平条形的，等等，根据四季穿的不同中式裤子，他顺手就拿到所要的那根裤带。
单人铁床这边是他写作用的书桌。上面放着《鲁迅年谱》和其它参考书，里面夹陆许多灰黄色的小长纸条。桌子前面放着六七支钢笔。晚年他不用毛笔写稿子，改用钢笔。稿纸上的钢笔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遒劲，写得一笔不苟，仿佛字字千钧。
有一天，周而复来，见茅盾躺在床上喘着气，就阻止他起来。
“老了，身体不行了，走动一下就气喘，写作久了也不行。”他呼吸销均匀些，就对周而复你声地说。
“现在你一天平均能写多少字呢？”周而复问。
“不过几百字。”
“是不是等身体好一些再写？”
“不，趁我现在能写的时候快一点写出来。”
“可是身体健康也要好好注意啊！”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不要紧。”
周而复想起他过去在卧室里摔过跤，便劝他让一位年青的家属在外边书房里陪住，以便早晚有什么事好照顾他。
“我爱安静，看收写作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身边走动，那会打扰我的思考的。”茅盾微微摇了摇头说。
“白天你看书写作的时候怕人打扰，可以不要人陪，晚上让你孩子睡在外边，有什么事可以照顾你。”
“也不需要。我晚上睡不好，吃了安眠药，只睡到半夜便醒了，起来上厕所，再服一片安眠药，躺下去过一会儿，才可以再睡两三个小时。我的睡眠是分段的，外界一打扰，就睡不好觉了。”
“那你半夜曾经摔过跤，没人照顾你也不好。”周而复提醒他。
“不要紧，有事，我可以揿铃。”
茅盾说，外边书房东边墙上有一个电铃，听到铃声家里人就到后院来看他。床头也有一个电铃，睡觉时有什么事，就揿这个电铃。
“如果摔跤了，你怎么揿铃呢？”
“也有办法，”茅盾笑了笑，指着床脚说：“那儿也装了一个电铃，线很长，摔在地上就揿那个电铃。”
周而复果然看见一个电铃挂在床脚那儿，不由心里激动起来，他想：“茅公就是这样一个人独立地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他的书桌便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的世界。他的书桌是他的亲密战友，倾听沙沙写字的声音，偷听他的思想，分离他写完一篇又一篇伤口的喜悦，也洞悉他撕毁原稿的心情。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后，茅盾的体质明显下降，在四个月肿，因肺部感染边疆住了两次医院。但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不忘写作《回忆录》写了篇序，其中有：“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面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六二、最后的日子
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2月20日，茅盾被家属送往北京医院急救。
检查以后，医生发现他的身体比过去更差，便让他往进北京的119病房。
自从1970年1月28日他夫人孔德止不幸病逝以来，茅盾身上的疾病日益增添、加重。1978年7月7日半夜又在卧室里摔了一跤。他给友人的信中多次写到自己：“上了年纪，百病丛生，”“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且有白内障，”“又有慢性气管炎，走路困难，站立不稳妥，双脚发抖，卧床时多。”“精力日衰”，“精神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就在茅盾住院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罗荪同志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来看望他。
茅盾躺在病床上，隆起的鼻孔里插了一根淡红色的细细的橡皮管，正在输液。看到罗荪，他从白色的棉被下面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指指鼻子，又缶空中按了两下，脸上现出欢迎和歉疚的神情。
过了一会，茅盾的警卫员小严来了，给他揭掉橡皮管，取走橡皮管。他对罗荪说：“还是老年病，肺气肿，经常气喘，缺氧，每隔一刻钟，大夫给我吸氧一次。不过这次发现肾脏有变化，老是低烧，三十七度多点。”
“大夫们正在给予您想办法。您别急，低烧会降下来。”罗荪安慰他。
“等低烧一退，我就可以出院，继续写回忆录了。”
罗荪对他说，先治病要紧。茅盾说：“不写完回忆录，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
3月上旬，他的病已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