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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去走一走，甚至建国经后他俩连老家乌镇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五八、孤寂岁月
妻子亡故以后，茅盾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老人。
他所住的东西头条5号大院内的那幢小楼愈加显得冷冷清清。家里的公务员造反去了。
专用小汽车取消后司机也走了。儿子、媳妇一家住在很远的西郊。家里只剩下跟了他们夫妇几十年的老保姆赵有珍。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做点杂差的白发老汉。没有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亲人。桌子上的电话也不响了。没有人来汇报、研究工作，或是谈论作品。
作家碧野说：“据我所知，当时茅盾同志独居，年老体衰，无人照顾，生活寂寞。”事实正是如此。
茅盾在致田苗的信里说他此时是在“苟延残喘”，“死神已在门外”。每天报纸来后，他往往只浏览一下标题。夜晚躺在床上，越是想睡，越睡不着。起身取安眠药服下，勉强睡一二个小时，又常常被恶梦惊醒。于是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等天亮。
他时常患病。1971年初，先患面部神经麻痹，医治了一个月，方有好转；继而又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夜不安忱，也是医治了一个月，还“尚未全愈，委顿不堪“。
他往往忍着病痛，拿上病历和医疗证，拄着根拐棍，艰难地下楼，出院门，一步一挪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排队门诊，排队化验，排队取药。然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回家。他不出去拜客，也无须接客，常常几天不刮脸，满面胡茬很长，皱纹又粗又深，寿斑增添了不少。
有一天，茅盾接到表弟陈瑜清从杭州的来信，便回信说：“来信谓如再有人动员您退休，您打算退休，我意亦然。那时你若能来北京小住，我家尚可安顿，多年不见，我在朝不保夕之颓年，亦常思念及亲故也。”
他有时写此旧体诗词，以抒发胸中郁积。1972年春，他写了七绝《偶成》：
蝉蜩餐露非高洁，
蜣螂转丸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
有不为焉有为之。
有时，儿子、媳妇在假日来看看老人，替父亲做一些家务。沈霜知道父亲的浴衣破得实在没法穿了，想给他买一条新的，可是商场里买不到，就设法买了几条鹅黄的毛茸茸的大毛巾，裁剪开来，自己动手给老人做了一件浴衣。茅盾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不错，不错！”
然而儿子、儿媳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常来照顾他。
秋深了，树秃草枯，园庭冷落。茅盾望望望紧挨他家的另两座同一式样的小楼，窗玻璃被砸得残缺不全，已是人去楼空。这原是周扬和阳翰笙的住宅。他们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条汉子”，已被关进监狱。家里的人也被“扫地出门”。不知他两人是否关在一处？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也不知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分阶段和词一首：
心事浩茫九转肠，有美清扬，在水一方。
相思欲诉又彷徨，月影疑霜，花落飘香。
有时，他读《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文章，读王安石的《临川集》、辛弃疾的《稼轩集》。
1973年夏，作了一首《读〈稼轩集〉》：
浮沉湖海词千首，
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
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荩谋空传世，
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
放翁同甫共婵娟。
他家里的座上客，仅剩下胡愈之、叶圣陶、胡子婴和黎丁等几个人。他们到来时，那座小楼里才多了一些人声。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阗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总裁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 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 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他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五九、两部手稿之谜
驰骋文坛半个多世纪的茅盾，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剧本和评论、学术论著，都是随写随即发表或出版的。几个长篇小说，也是先在报纸副刊连载，然后由书局或出版社印行。例外的情况只有他在解放后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出来后，既未发表，也未出版，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事情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
1955年初的一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见到茅盾，要他写一部反映镇压反革命的电影剧本。
罗瑞卿说，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主要残余势力。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希望茅盾能早日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出来，拍成影片，向全国人民进行教育。
“不行呵，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怎么写呢？”茅盾真诚地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材料。上海破获了许多重大反革命案件，你可以看全部所需要的卷宗，也可以找有关人员谈话。”罗瑞卿表示只要他愿意写，公安部门能够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
茅盾见公安部长如此热情，大力支持文学创作，便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他很高兴地到了上海。由周而复接他旅馆住下，很快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联系上了。开始阅读卷宗，找人谈话，调查、询问，记下了许多材料。
回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指定赵明为他提供材料。
赵明是他在新疆学院任教时教过的学生，爱好戏剧、文学，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学写作。
在茅盾带领下，编写过话剧《新疆万岁》。茅盾为他主编的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写过《五四运动之检讨》、《新新疆进行曲》等文章、诗歌。1951年，文化部电影局讨论赵明写的电影剧本《斩断魔爪》，茅盾又一次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尽心尽力帮助他的“沈老师”。
茅盾日赶夜赶，不久便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文化部电影局。
电影局和剧本创作所的几个负责人读了茅盾的剧本，认为写得好，只是有点小说化，对话多了一些，如果拍摄，需要分上、中、下三集。他们把本子还给茅盾，后来便拖了下去，不了了之。茅盾以后也没有再拿出来过，一直搁在家里。
1958年春天，茅盾开始酝酿、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写了起来。
这是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从题材来说，和《子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就时代和人物的命运来说，也可说是《子夜》的续篇。据唐回忆，他曾听人说茅盾正在写《子夜》的续篇，书名叫《黎明》，有一天便匆匆去书店询问有没有《黎明》，书店回答他，还没有印出来呢。那么，茅盾此时写的这部新的长篇，书名是不是叫《黎明》？茅盾并没有向人透露，也没有人知道。
1958年秋天，他在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中，说起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此时，他才写了个开头，有十万多字。
次年2月下旬，茅盾收到一封催稿信，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写来的。3月2日，他复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