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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失据罢？”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茅盾又挨了一棍。那是1951年初的一天，一位部队青年作家白刃来拜访茅盾。他将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递给茅盾，请求为这部作品写一篇序。并且希望能早点交给他，他所在的中南军区领导已经看过原稿，这个月就要出版。
茅盾一贯热情扶掖青年作者，便答应读过作品之后，尽可能满足他的请求。
1月8日，茅盾出席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学典礼后回到家里。灯下，他伏案为《战斗到明天》作序。这篇序的天头是：“读了《战斗到明天》，我很受感动。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接着指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优越感、自由主义，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作者是以这一点作为主眼来写这部小说的，他获了成功。”又具体分析了小说中几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称赞作者对孟家驹“处理得颇为细心”，“林侠、辛为群、沙非，这三个人物，作者写的比较多，也写得有声有色。”又指出，对焦思宁“写的较少，而且形象也比较模糊。”还批评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的思想改造的过程都表现得不够多。”“形象性似嫌不足。”最后，他写道：“尽管有上述的这些美中不足，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自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作主角的文艺作品，为数最多，可是，像这部小说那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实在很少；我觉得这样一种题材，实在也是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战斗到明天》出版后不到一年，白刃受到了所在部队粗暴的批判。他很痛苦。他后来写道：“一个初生的婴儿，被掐死在摇篮里，还指责母亲生的是怪胎。母亲痛苦地分辩说，婴儿长得不漂亮，生理上可能有缺陷，却不是怪胎。然而族长专横地讲，不是怪胎也是毒瘤！权掌在族长手中，谁敢不服？母亲只好打掉门牙连血咽，暗自饮恨伤心！”
为这部小说作序的茅盾也受到了牵连。1952年3月上旬，《人民日报》编辑部转给茅盾三封读者来信，指名批评他为《战斗到明天》作序。
这是茅盾作序时未曾料到的。他把《战斗到明天》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再看看自己写的序，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战斗到明天》是有缺点（他已在序中指出），但是对于读者来信中指责的没有以工农兵为主角，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这种观点，他不能同意。况且，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主张“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至于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则更不同，他们实际上也是“兵”。茅盾早年创作《幻灭》、《动摇》、《追求》之后，也曾受到过类似的粗暴批评，他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忿忿地说：“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
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
茅盾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置之不理吗？显然不行。回信答复吗？又怎么写才好呢？
最后他给《人民日报》写了复信。在这封信里，他承认自己为《战斗到明天》写的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了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的，不严肃的表现。”他还承认，这篇序写的不好，“又与我之存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信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勇于接受教训，勇于改正；我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还加上了编者按。对于这种做法，尽管茅盾很有意见，但他也只能默然受之。
白刃从报上读到《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反复念着结尾那一段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起来，克服了沮丧的情绪，振作起修改全书的勇气。1958年，经过彻底修改的《战斗到明天》又出版了。
岂知十年浩劫中，白刃连同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又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到了反平。1982年，《战斗到明天》的第三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刃特地在《前言》中写进一段话：“十分抱歉！当《战斗到明天》第一次遭到围攻之时，茅盾同志也受到了连累。（这件事至今想来，心中仍感到不安。）但是茅盾同志仍以长者之风鼓励后进的精神，在报上公开指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五四、培育文学新人
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正在陆续建立起来，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需要他去帮助规划和加强领导。
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省、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小》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0年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