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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以为十月革命一成功，苏联马上就变成了人间乐园。而一旦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想象不相符合，就一下子，上狂热变成冰冷。对于这样的人，茅盾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大约1923年春天，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茅盾第一次遇见瞿秋白。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茅盾教小说研究，也讲希腊神话。瞿秋白真是人如其文，幽默得很！
茅盾记得郑振铎和高君箴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郑振铎发现他母亲没有图章，不能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谁知派去送信的人带回的信笺上写的却是“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急需，限日限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转求于茅盾。第二天上午，茅盾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看了说：
“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把红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新郎郑振铎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两章合成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郑、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对郑振铎说：“秋白开这个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两个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图章收了起来。
早在1927年春，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请示工作。
此时，他耳边又响起瞿秋白的声音：“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当时，报纸要着重在这样三个方面……”秋白是多么好的上级和同志！
在文学事业上，秋白则是茅盾的一位诤友和知音。1932年5月，光华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他的《后记》中说：“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里说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后，瞿秋白看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
后来此书再版时，茅盾就删去了三四页。
在茅盾的《三人行》发表以后，瞿秋白写了《谈谈〈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写这个中篇小说的立场和创作意图，但又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作者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他还当面向茅盾指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瞿秋白这一批评，言词尖锐，茅盾却由衷地接受了，他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更使茅盾难忘的是在他写作《子夜》时，瞿秋白对他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意见。他曾带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和妻子一起来到瞿秋白家。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茅盾的原稿，边谈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那一章。瞿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各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听到瞿秋白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时，他频频点头。
天黑了，两人还在交谈着。这时，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一起吃晚饭。秋白对茅盾说：“吃达晚饭，我们再谈吧。”
不料刚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转移到何处呢？
“你们暂时搬到欠家去住几天瑞说。”茅盾向瞿秋白提议。
“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瞿秋白说。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说。
瞿秋白夫妇在茅盾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谈《子夜》。
“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说。
“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细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还建议茅盾把吴荪甫、赵伯韬两在集团最后握手言欢的结尾，改写成一败一胜。
这样更难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他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望的时候，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茅盾觉得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就照着作了修改。只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他没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觉得，仅仅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食来的材料，没办法写好，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还不如不写。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乐雯”的笔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是很大的成绩。“他又在《读子夜》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过争论。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化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在《文学月报》的约请下，用“止敬”的笔名写了与瞿秋白探讨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不久，瞿秋白又写了答辩文众文艺，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而茅盾认为“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应以“技术为主，作为表现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认为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语言”，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就根本没有活过，一种新的普通话正在产生，要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去完成。茅盾则尖锐地批评他贬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问瞿秋白。瞿秋白说：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做共产党员，他仍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他又说，他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那就是使犬耕田了。听了他这一番话，茅盾对瞿秋白肃然起敬。
1933年末，茅盾接待了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的瞿秋白。那一晚，两人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谈了很久。
秋白走后，茅盾和妻子常常念叨他，总以为他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哪里想到他会被捕呢！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茅盾还辗转反侧，难以安睡。他对孔德止说：“明天，我再去和鲁迅先生谈谈，一定要设法营救瞿秋白！”
这以后的几天，茅盾经常去见鲁迅，也去慰问了杨之华。他知道党组织和鲁迅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可是在鲁迅打算筹资开的铺子尚无头绪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瞿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茅盾和孔德止都哭了。
瞿秋白牺牲后，茅盾去找杨之华、鲁迅；商谈出版瞿秋白遗作的事情。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纪念。不过瞿秋白的遗作究竟怎样编印，我还要再想一想，大概只有我们自己来印。”
茅盾赞同鲁迅的意见。又过了几天，他和鲁迅、郑振铎又详细商量了筹款印刷秋白遗作的各项问题。他捐款一百元。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印刷精美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终于在1936年10月初出版了。出版单位署名为“诸夏怀霜社”，寓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
在晚年，茅盾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最初议定编印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三个人，我仅仅是个‘促进派’，振铎由于《译文》停刊事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而主动避开了，只有鲁迅为了编印亡友的这两卷遗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这一年正是他沉疴不起的一年！”
二六、和史沫特莱的友谊
茅盾用“方保宗”的化名，在静安寺东面一条街道里租到了一幢房子。
新搬家后的一天上午，他正准备拿出纸、笔写作，忽听有人叩门。原来是徐志摩，他从开明书店打听到茅盾的新居，就带了一个外国女记者来看他。
“这位女士是A·史沫特莱，”徐志摩向茅盾介绍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驻北平记者。她要我介绍认识你，并且希望你送给她一本你的大作《蚀》。”
“茅盾先生，认识你我很荣幸。”史沫特莱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茅盾热情地说，转身去取出一本《蚀》，在扉页上签上名字，赠给史沫特莱，“请你指教。”
史沫特莱翻开《蚀》，瞧着扉页上茅盾的照片，笑着说：“Like a young lady（象一个年青的小姐）。”
这是茅盾和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时间为1930年夏季。在这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友谊也愈益深厚。茅盾还了解到，史沫特莱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也是这位女士创办的。史沫特莱女士认识了茅盾和鲁迅以后，就介绍他们给这两家刊物写稿。
史沫特莱只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但是精通英语和德语，而茅盾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语，一个懂德语。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交谈。茅盾的英语则说得流利。
这样，当史沫特莱有事需要和他们两个商量的时候，往往是三人聚合地一起，由茅盾充作翻译。
起先，他们三人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以后就经常合作，为西欧、美国的一些杂志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摧残。史沫特莱后来写道：“茅盾和我常常在某个角落会晤，然后，仔细的巡视了一番鲁迅所住的那条街道后，进入他的住屋，和他共同消磨一个晚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