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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亮。她没有法国职业妇女那种虚荣。家中大多数家具是她从街上捡来的，不配套但还算和谐，好像由孤儿组成的家庭。
C的性格中有一种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掩盖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对女人极不公平。女人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而一次感情或婚姻的失败往往就会毁掉其一生。C又恰恰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我从未见过她的中国丈夫。他们的恋爱史，是和六八年的革命大火连在一起的。他们厌倦了暴力，搭车到西班牙去玩。每回讲起这故事，她脸上会泛起红潮。
我以前来巴黎常住她那儿。她家在巴黎郊外某小镇一条名叫希望（Esperiance）的僻静小街上，院中有花坛和一棵大柳树。当年她买的房子很小，由于孩子们对空间的需要，房子不断扩建，多半是靠她自己的双手，由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经常停工待料。女儿长大搬了出去，房子尚未竣工转眼已空荡荡的。
这条街并没给人多少希望。两年前的飓风把大柳树连根拨起；接着由于连年干旱地基倾斜，房子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虽说有保险，但加固工程旷日持久。更倒霉的是，她喜欢跳芭蕾舞，可两条腿拒绝合作。左腿膝盖的半月板刚做过手术，她像只受伤的鸟连蹦带跳好几个月，右腿又出现类似麻烦……
如今她坐在危楼中备课翻译。她本来就是那种紧张型的人，这世界又偏偏跟她过意不去。但她自有办法，除了跳舞，她还写诗搞摄影。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她表达了对命运的抗辩。
八
两年前一个夏日早上，一个住巴黎的朋友带我们去散步。在通向巴黎圣母院的桥上，兴之所至，他用手机给住在附近的O打了个电话。O正好在家，约我们上去坐坐。她年近七十，第二代白俄移民，寡居，本人学过中文，曾是联合国《信使报》主编。我们一起在朋友家过过新年。她反对著书立说，认为写作本身多少带功利色彩，而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不见诸于文字的，比如基督和孔子的思想。
她家紧靠赛纳河，水面折射的阳光映在玻璃上，动荡不安。她穿着睡衣，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她说她病了，把我们让进卧室，拿出几个高脚杯，斟满粉红色香槟酒。她家像个小型的人类学博物馆。卧室桌上放着骷髅，茶几是一块缅甸古墓的棺材盖。
待我们坐定，她说起上周末的一个插曲，手舞足蹈。她不久前接到邀请，请她去看俄国侨民演的高尔基的话剧《在底层》。拎着两瓶香槟酒，她好不容易在一条小街找到那个废弃的地窖。
“它叫天堂街（rue du Paradis），多有讽刺意味。”O怪笑着说。
住在里面的俄国人，衣衫褴褛，眼珠子紧盯着她手中的两瓶香槟酒。她这才发现她是惟一应邀的观众。没有舞台没有灯光，几乎每个居民都是演员。他们走来走去，台词脱口而出。那哪儿是什么话剧，正是生活本身。
演出结束了，她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只有面包和盐。她带来的高级香槟酒刚打开盖，顿时被喝得精光。那些眼睛在昏暗中转动。“很多年没喝过这样的好香槟了。”有人咂巴着嘴说。坐她旁边的是个年轻妓女，她用身体和男人交换面包。那些人在俄国几乎个个都是专家教授，居然有人用中文背王维的诗，有人用希腊语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话。
最后O花两千法郎买下《在底层》的道具，那是个用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材料加工而成的斗篷。O搂着它，在屋里踱来踱去，讲述那插曲的最后部分。分手时竟有点难舍难分，她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贵族口音让他们着迷。他们盼她再来作客，最好能多带上几瓶好酒。说着说着，她突然把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像个古老的俄国精灵。
九
巴黎是个很难描述的城市。那些敢于描述巴黎的人八成都是游客。他们像牛一样被导游或旅游书牵着鼻子走，因为时间短又不懂法文，自由放牧的可能性很小。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连，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要说资本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闹心。据说若有一天中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每人都盘算到巴黎走一遭的话，那么巴黎每天要额外接待两千万游客。
我从住处出发，穿过市政厅广场和赛纳河，穿过城中之城塞特（Cite）岛，到达左岸的拉丁区。北京和巴黎同是皇城，但少有相似之处，而巴黎倒是让人想起上海。也许正如法国这个词（France）是阴性的一样，巴黎带有一种阴柔之美。
其实人跟狗差不多，也主要是靠鼻子生活的。记忆深处，气味甚至比视觉更持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茫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的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在海外久了，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抽象，而北京那独特的气味时不时浮现出来：冬储大白菜、煤球炉子的浓烟味、榆树开花时的清香味、夏天湖水的鱼腥味、胡同里厕所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气味完全不同：处处飘散的咖啡香味、街头烤栗子的糊味、冬天雨中树叶的怪味、让人头晕的女人香水味、地铁里流浪汉身上的酒臭味……
Y这两天反复跟我说，他是画画的出身，他要买个宽敞的单元，重操旧业。有一天拍不动皮包了，他能靠画养活自己。说此话时，他会激动地挥挥拳头，鼓励自己。
巴黎故事（3）
十
M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区党校，再转到某编辑部当编辑。一九八四年他编了内部读物《新诗潮诗选》，这套书的出版影响深远，几乎就在此后，“今天派”诗歌得到了社会公认。
我认识M是在这套书出版不久，他约我去坐坐。他的单身宿舍在区党校那简陋压抑的建筑物三楼，潮湿昏暗，充满尘土味。他父亲是铁路工人，家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我猜想，正是铁路给这个乡下孩子以梦想，并把他带向远方。他小个子，圆圆的脑袋，塑料眼镜缠着布。他说话快，字叠在一起，有时还会忽然脸红起来。
M八九年来到巴黎。九O年春我们在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他也从巴黎赶来。这生离死别的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但很快就发现，彼此之间变得陌生了。他总是处于亢奋状态，思路跟他的眼神一样浑浊。九一年初我到巴黎，M请我和另几个朋友去作客，在他台湾女友租住的单元里。聚会不欢而散。不久前法国《解放报》采访他，他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在别人的严厉指责下，他嚎啕大哭。清晨分手时，他脸上满是未干的泪水。
此后我只在巴黎地铁里晃了一眼，没打招呼，只见他敦实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女友跟他分手，他流落街头，到处跟朋友借钱；几位好友凑钱帮他租了间房子，而他整夜把录音机开得山响，洗澡水溢得满地，没几天就被房东赶了出来。很多年没了音信，据说他漂流到罗马，又回到巴黎。也许有一天会在巴黎街头见到他。
十一
L老板个不高，溜肩膀，脸色红润；唇鬓和头发正变白，好像刚从一场大雪中归来；眼睛眯缝，在眼镜后头频频牵动笑意。他在巴黎中国人的文化圈是号人物。他开的那家中餐馆在巴黎算得老字号了，名声在外，主要是本店老板热爱文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请客，每年中秋节的螃蟹宴，一请百十口子。凡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只要跟文化沾边，都会被他请去侍候一番，好像他侍候的是中国文化。孰不知，多数文化人其实和文化没什么关系，饭碗而已。
他温州人，自幼丧母，父亲把他拉扯大。在香港读完高中，他跑到巴黎闯天下，先厨师后老板。老板娘是他表妹，亲上加亲，夫唱妇随，生意一度红火得很。他这辈子本来和别的餐馆老板没什么两样，但八九年的事件改变了他。他跟着热闹起来。但热潮退去，散的散走的走，把他晾在那儿。在失落的寂寞中，他结识了滞留在巴黎的一帮中国文化人。要说文化和餐饮业素无缘分，虽然文人也得吃饭，餐馆也得靠书画妆点门面。没想到文化竟把L老板搞得五迷三道，欲罢不能。他心野了，有空就跟朋友泡在一起谈天说地。餐馆衰败了，就差桌子长出草来；老婆怨言无声，卷铺盖跟他离了。
去年新年前夜在朋友家聚会。众人皆醉，惟他独醒。凌晨，他开车送我回家。巴黎满街是等车的人，涌来涌去，像潮水一般。他灵活转动方向盘，绕开那些企图拦车的。茫茫长夜，何处是岸？话锋一转，他突然长叹道：“你说人这辈子是怎么回事？一夜间，钱财对我没意义了。到我这岁数，居然也可以另走一条路，再换一种生活方式……”
每次聚会，L老板总是要等餐馆关门，拎着两瓶上好的法国红酒开车过来。进门，打招呼，坐定，尝酒菜，给予应有评价。他在文化圈子泡了十年，对这套语言系统不仅不陌生，还能穿针引线。有时碰见新来高手，他沉默不语，品酒，眯眯笑。
十二
我打电话到新加坡找S。一个菲律宾女佣用英文说：“我们老爷睡了。”我一听来了火：什么老爷？快叫他起来。“我不敢，”女庸呐呐说。
十五年前S到北京开会，在我家小坐，他那时英俊小生，话不多，既骄傲又谦和。
他发表在《今天》上的《下地狱书》独得一九九二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由于消息闭塞，当一位坐过牢的罗马尼亚诗人代他领奖时，他正骑车在上海的弄堂里钻来钻去。紧接着他和法国姑娘丽丽堕入情网，搬到巴黎来。丽丽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会讲中文。我九三年春天到巴黎，正赶上他们的婚宴。那天丽丽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浩荡如云，代表着巴黎人健康的社会关系；而男方只有我们几个朋友，多少说明了一个东方漂泊者的尴尬处境。
依我看，S是个真正的诗人。如今这年头，诗人大都张牙舞爪装疯卖傻心怀叵测，像S这么温雅沉静的，不多。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倾听别人，专注而充满信任，而他说起话来像个梦游者，似乎随时准备用梦纠正现实。
他们婚后不久得了一子。生活所迫，丽丽不得不放弃读博士，去中学教书。S一边学法文，一边靠教中文赚点儿零花钱。他的头发脱落，背驼了，精神日渐恍惚。我那时住荷兰。有一天收到他的信，打开，竟是空的。我赶到巴黎，约他到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喝着啤酒，从下午一直到夜色来临。他目光涣散，心情沮丧，似乎随时会从椅子上出溜下去。我劝他，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在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