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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像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会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像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所有歇斯底里倾向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那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像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碟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二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
朗诵记（2）
…
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PatriotGame）。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银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分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窜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湮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车场，知道有多少辆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儿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一片空荡，车全绕着弯走。
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吓走听众，还会召来警察或城里的豺狼虎豹。俄国诗人嗜酒如命。九○年鹿特丹诗歌节的焦点是俄国诗歌，请来了十几个俄国诗人。组织者吸取教训，不得不把他们旅馆房间的小酒吧关掉，那也挡不住喝。他们聚在一起，在朗诵前已喝得差不多了。
阿赫玛杜琳娜六十年代以写情诗出名，是我当年崇拜的俄国女诗人之一，如今年老色衰。只见她摇摇晃晃上台，勉强站稳。但一开口，声音非凡，整个大厅被照亮了。那瞬间，仅仅那瞬间，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爱情。
约翰·艾什伯瑞（JohnAshbery）是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九○年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听他朗诵，他完全喝醉了。腿脚本来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厉害，好像在踩地雷。女主持人也跟着出了问题，她脱下高跟鞋走路。他们之间有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你干吗脱鞋？这样比较容易跟上您的诗。四年后，我和艾什伯瑞等着上台朗诵，有好酒招待。我提起此事，他笑了，“看来我在这方面名声不好。”说完，又给自己斟了一大杯。
罗伯特·布莱（RobertBly）朗诵时像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像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像个摘果子的，烂的扔掉，好的留下。或者相反。他身高体胖，眼镜闪闪发光，乐天达观，这倒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权主义形象。我们在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参加诗歌节。朗诵结束，我带他到赌场，教他玩二十一点。他回美国来了封信：“写诗就像玩二十一点，多半只能得到十五六点。”
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把他的不少诗配上谱子，边唱，边用吉普赛人的小手风琴伴奏。他是靠朗诵起家的，没有朗诵，就没有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他是个音韵和节奏的大师。英语虽不像俄语那样富于歌唱性，但多变的节奏配上丰富的俚语土话特别适于骂人，特别是骂政府，让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出口恶气。我和艾伦在东密西根大学同台朗诵时，能看得出来他对听众的控制。那是一种催眠术：艾伦成了上帝，满嘴脏话的愤怒的上帝。
我在鹿特丹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来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辈子，在舞台上只给他二十分钟。他在休息厅席地而坐，用披风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口中念念有词，忽高忽低，估计取决于风沙的大小。他随身带个小牛皮口袋，装的不是诗，都是些咒语护符，恐怕是为了对付那个把其生命限制在二十分钟之内的魔鬼社会的。他的诗多写在沙子上，被风抹掉，留下的是声音，和风一样经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国诗人马德升，朗诵的那首由一百多个他妈的组成的诗，把巴黎给震了。
去年秋末，在巴黎。一天晚上，我们去郊区小镇的一家咖啡馆朗诵。那天下雨，听众二十来个，不少。这样的夜晚适合朗诵，酒和雨声都有催眠效果。
最后一个朗诵的是法国诗人。他叹息，窃窃私语，背景音乐断断续续——都是金属的破碎声。他从口袋掏出个纸包，层层剥开，是一片生牛肉。我警惕起来。他用生牛肉在脸上擦拭，转而咆哮，通过麦克风，震耳欲聋。我赶紧堵耳朵，仍能感到阵阵声浪。几个年老体弱的女人转身逃走，免得耳聋中风。他开始试着吞咽生牛肉，近乎窒息。我担心他会不会冲过来，把那块他吞不下去的生牛肉硬塞进我嘴里。朗诵在声嘶力竭的吼叫中结束。他满头大汗，脸憋得像生牛肉。我拒绝和他握手，不管寓意有多深，他的声音是对他人存在的侵犯。
两年前，《纽约时报》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嘲讽靠朗诵混饭的美国诗人。想想我也在其行列。美国的大学系统与欧洲不同，设创作课，并有系列朗诵会配套成龙。诗人就像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一瓶一钵足矣。就我所知，游离在“庙”外的美国诗人极少。连艾伦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科尔索混进去，行为不轨，又被赶了出来。对诗人来说，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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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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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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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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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
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可不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吗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柔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涌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
二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