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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四个胃留在黑暗中蠕动，意识的曙光在上升。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佩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
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
我问佩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问题。”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佩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佩吉说。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
杜伦（1）
…
一
一九八六年春，我到伦敦参加诗歌朗诵会，然后由英中文化协会的尼古拉（Nicola）小姐陪同，北上杜伦（Durham）。杜伦大学东亚系为我安排了活动。是夜，在大学客房留宿。和东亚系讲师司马麟（DonStarr）、尼古拉共进晚餐时，我随便说了一句“要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就好了”。这本是一种感叹，没想到两位懂中文的英国主人认真了。
一年后，我拎着箱子，在杜伦长途车站探头张望。那天阴冷，大教堂的钟声突然敲响。那正是我漂泊生涯的起点。从八七年三月，刨去八八年底我回北京住的四个多月，到现在整整十三年了。此时，我坐在紧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小公寓回首，多少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像那个在长途车站的中国人跟我无关。
司马麟把我接到他家。他们住在乡下的农舍，古旧高大。他的太太吉尔（Jill）是小学老师。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英格兰北部的早春跟冬天没多大区别。房子大，用不起暖气，冰窖一般。人家天生就经冻，孩子们穿得少，一个个小火炉似的，冒着热气。我把能穿的都穿上了，还是不停地发抖。
五天后我搬进大学，就住在一年前我住过的客房。这里有暖气，我像棵冻蔫的植物缓了过来。一个月后，邵飞带女儿来了。我们在客房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搬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栋排房，楼上楼下，有电灯没电话。日子清贫，但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马先生是华商，在澳大利亚当工程师，退休后到杜伦定居，家离我们很近。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他每礼拜天上午去附近的大城市纽卡索（Newcastle），义务教那些华人说英文。他总是开车捎上我，把我卸在中国城，下课再来接我。纽卡索是个衰败的城市，尤其礼拜天，大部分商店都关门，更加荒凉。我的任务是买豆腐，这中国人得以幸存下来的主要蛋白来源。在那儿总共呆两个小时，我还挺忙乎——在街上溜达，逛跳蚤市场，去吃角子老虎机店试试手气，不行赶快撤，别把豆腐钱搭进去。上了车，马先生总是问我都干了什么。买豆腐，我说。只买豆腐？他疑惑地瞥了我一眼。只买豆腐。
马先生跟一个叫朱丽（Julie）的英国女人结婚了，把房子卖了，搬到夫人家去住。他们请我们去做客。朱丽家的花园很大，满是花，开得热烈。马先生不再是我们邻居，礼拜天也不再去教英文了——“从此君王不早朝”，于是买豆腐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朱小姐是东亚系的中文老师。其父是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在训练中失事丧生。是母亲把她带大的。她母亲住香港，但似乎一直想牵住这个飞得太远的风筝。朱小姐待我们很好。我们到大学洗衣房洗衣服，常到她那儿歇脚。她总是微笑，眼睛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朱小姐很漂亮，但感情生活不顺利，单身多年，和一个叫凯文（Kevin）的小伙子好了一阵，又吹了。最后嫁给一个上岁数的英国绅士。
卡洛兰（Caroline）也是东亚系老师，人高马大，口直心快。刚到不久，她开车带我们去附近海边野餐。那一带是产煤区，岩石光秃秃黑乎乎的，海水浑浊。她告诉我，她喜欢教书，但不喜欢做研究写文章。提起正要建造的海底隧道，她不满地摇摇头说，我可不信任法国人，二次大战就把我们出卖了。这回有隧道倒好，俄国人干脆开着坦克过来。
卡洛兰找了个男朋友。正准备办喜事，可男朋友在商场被一个持刀的疯子给杀死了。她郁郁寡欢，最后辞退了大学的工作。那是我们离开杜伦好几年以后的事。这不幸遭遇，让我想起那次野餐和肮脏的海。海底隧道建成了，俄国人的坦克没有开过来。
跟我们来往最多的还是司马麟。他工人出身，有着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学者那种质朴和机智。他长我几岁，开始秃顶，头发也花白了。教书的压力实在大，每周要教二十多个钟头，一直没空完成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因而也就甭想当教授。他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一看名字就知道了——司马迁他弟弟。他说话慢条斯理，带一种英国人的那种“干幽默”（dryhumor）。和一般幽默相比，恐怕就像果脯和水果的区别。
司马麟看我拉家带口，奖学金低，帮我在系里找了个语言助教的差使，临时工，但总算是份收入。我高中都没读完，就直接走上英国大学的讲台。每天早上头一堂课是在语言实验室，帮学生们把舌头捋顺。一个学期好歹教下来，没想到校方想赖账，要按小时而不是按学期开支。麻烦的是，当时只是口头协议，并没签正式合同。那天在我家吃午饭，司马麟皱着眉头，没吭声，第二天带来封英文信，让我签字。原来是给校方的最后通牒：口头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应，若不履行的话，法庭见。
两天后校方乖乖把钱如数奉还。
二
杜伦是个幽静的小镇，有条小河从市中心穿过。桥上总是有个流浪汉拉手风琴，一条老黄狗趴在旁边。他神色安详，若有所思，似乎只专心于脚下的河水与琴声。他来自何处又将前往何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想知道。脚步匆匆，有人停下来，在空罐头盒里投枚小钱，是为了可怜那老狗的，流浪汉点点头代他的狗致谢。
和北京相比，这里人少街空，天高云淡。除了教书，我满街穷逛。进商店，看香水减价，一试，结果喷嘴拿反了，喷自己一脸，熏得我差点儿晕过去，连忙用衣袖擦。我尽量躲人远点儿，溜出门，迎面撞上司马麟和另几位英国同事。我神色慌张，倒退着打招呼，借口家里有事，撒腿就跑。
…
杜伦（2）
…
田田刚到杜伦时只有两岁多，我们把她送进托儿所。早上九点钟邵飞把她送去，十二点接回来。这儿的托儿所跟中国的作风大不相同。阿姨带着孩子们一起疯，连蹦带叫，三个钟头下来，孩子们精力发泄了，也踏实了。去托儿所路上，满街都是上街买菜的英国老太太，围着田田夸个没完，用尽天下好词。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样被宠坏了，一见老太太索性站住，等夸完了再走。
在杜伦，最美的是草坪，大片大片的，彼此呼应。特别是春天，一簇簇水仙迎春花在草坪开得耀眼，唤醒过冬的人。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常去散步，穿过草坪奔植物园。鸟入林，咕咕声渐渐转弱。月亮升起来，花草的气息越来越浓重。田田独自向前跑去，小小的身影在草坪上滑动。
在我班上有个美国学生叫内特（Nate），大个儿，一脸憨笑。我们约好每星期二下午他来我家，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由于双方水平都差，就像两个刚会说话的孩子凑在一起。你几岁了？我住在美国。你喜欢读报纸吗？中国很大。下午四五点是英国人喝茶的时间，雷打不动，那是一种社交仪式。入乡随俗，我们也跟着沏茶，摆上几块饼干。“在中国喝茶吗？”内特问。我心想废话，嘴上说：“在中国喝水，把茶卖给外国。”他孩子般笑了。我们是语言边境两边的野蛮人。内特后来成了文学评论家，常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居然为我的一本英译诗集写过书评《在语言水平上》（FromLanguageLevel）。
我要去伦敦参加活动，利大英（GregoryLee）和他的法国太太开车从利物浦赶来。我们是八五年在北京认识的。他生长在利物浦，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比别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