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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随意性，比如，为什么单挑某个细节而放弃别的？那么在当事人之间，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顾城死后，顾彬写了一篇文章《片段》：“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岛来到天安门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包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干活，顾城和我便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
空山（2）
…
我还是为顾彬的记忆感到吃惊。他好像个巫师，用魔法召回某个苍茫暮色中众多的细节。我们住在崇文门西打磨厂街，离天安门很近。为什么选在国旗下？大概那是全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了。那天黑得早，空气冰凉。我以一个酒鬼的敏锐，注意到挂在他车把塑料袋里的半打丹麦嘉士柏啤酒（肯定是友谊商店买的）。趁着夜色，我带他匆匆穿过五进院，一股冬储大白菜的霉烂味道。把车支在家门口，推门，灯火辉煌（和外面的黑暗相比）。我们家并无长沙发，顾彬顾城对坐在两张包红布的小沙发上。起初顾城像个胆小的动物，怯生生的。顾彬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鼓励，他开始谈文革，谈法布尔的《昆虫记》，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那天谢烨肯定在，她一边包饺子，一边赞许地看着顾城。那天除了丹麦啤酒，我还跟顾彬干了好几杯“衡水老白干”……
八九年后我在北欧漂泊，常到波恩去看顾彬，他总是用白酒款待我。顾彬会做一种麻辣豆腐汤，热气腾腾的。我和顾彬相对无言，频频干杯。这时候好心肠的穗子插进来，她担心我有一天漂泊结束回国找不到工作，建议我学开车，将来当个出租司机，要不好好学英文，当个导游什么的。
顾彬穗子两口子在编一本名叫《袖珍汉学》的德文杂志，忙得天昏地暗。而大学图书馆的经费有限，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买书订刊物。他们住处的空间越来越小，书越来越多，铺天盖地，洪流般席卷一切，最后涌向楼道。我就睡在书堆中，跟那些书一起做梦，硌得我腰酸腿疼。
顾彬是个真正的清教徒，虽然既有老婆又喝酒，我的意思是指他对自己苛求到了极点。不管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他肯定坐在桌前写作备课。他扛着箱子送我去火车站，累得呼哧带喘，但从来不叫出租车。更别提散步了，他用儿童车推着儿子大踏步前进，害得我一溜小跑。我才知道什么是苦尽甜来：在这长途跋涉的尽头，我们坐在莱茵河畔的酒吧喝啤酒，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他连酒也戒了，只喝牛奶，为了有更多的力气著书立说，养家糊口。他和前妻有一女，正读大学，穗子又生了两个男孩，嗷嗷待哺。租了多年的单元被书占领，只能上资本主义的圈套，分期付款买房子。一个教授的工资紧巴巴的。可惜再到他家，我只能自酌自饮，十分无趣。喝得醉眼朦胧，见顾彬又去噼里啪啦打字，无奈，长叹一声，便倒头昏然睡去。
三
德文原书《空山》的副标题是“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顾彬认为早在六朝时代，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前，中国文学就有了自然观的完美表露，人们把风景看成是独立的部分，从而探求把握其美。他把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而这种自然观的发展又与贵族的生成密切相关。他在书中旁征博引，见解精辟。让我惊奇的是，一个老外居然能把中国的家底理得头头是道。《空山》这书名来自王维的五言绝句《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刘小枫跟我聊起顾彬的《空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俩是好朋友：一个从西方走向东方，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依我看是殊途同归，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
九七年十二月我在巴黎开会，转道去波恩大学朗诵。顾彬带我到附近山坡上的墓地去散步。那天天色阴沉，含雨未落。穿过墓地的小路湿漉漉的，蜿蜒向前，引导我们这些迷途的生者。
墓地的阶级界限分明，对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同：有钱人到死都在炫耀财富，把坟墓盖得金碧辉煌，而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坟墓简朴自恃。
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顾彬把哲学家、表现主义画家、被纳粹杀害的牧师一一介绍给我。我问起顾彬的信仰问题。他盯着他那双向前甩动的大皮鞋好一阵，抬头望了望炭笔画似的黑色枝条，慢吞吞地告诉我，他还应算个新教徒，礼拜天常去波恩大学的小教堂，听神学系教授的演讲。刘小枫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徒。我想顾彬也是如此，信仰与内心的痛苦有关，并不注重外在的形式。但我的疑问是：他真的是迷途知返了呢，还是继续向东方的“空山”逃遁？我没问，有些事儿是不能刨根问底的。
顾彬是个诗人，诗人有权利不解释他的作品。我读过他早年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他的诗集今年年底就要出版了。他为我写过三首诗，但找不到合适的人翻译，至今留在我不能进入的德文之夜中。
去年春天，顾彬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教书，其间带全家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他们的俩儿子跟我女儿很合得来，楼上楼下疯跑。穗子不再劝我去当出租司机或导游了，工作八字没一撇，眼看着该退休了。她还是对我的生活忧心忡忡，问这问那，东张西望，查看其中有没有什么裂缝。
我还是顺应穗子的美好祝愿，既当司机又当导游，带他们一家去旧金山。在某些方面，顾彬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比如，他事先买好德文的导游书，不仅仔细读过，而且坚信此书的权威性——你看，旧金山有三颗星，没错，我们就去那儿。还有一点，他对博物馆、植物园，甚至路边的每块牌子绝不放过，从头读到尾，贪婪得像美国胖子对所有炸锅里捞出来的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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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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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打我跟顾彬认识以来，我们经历的时间似乎不是直线的，年份与私人事件、媒体与孤独、友谊与暴力全都交织在一起，倒更接近东方式的循环。以致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一直坐在一起，对已发生或未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他弟弟家的最后一夜，顾彬带我到丁克尔斯比尔市中心。每天晚上九点半，从教堂出发，一个古代装束的守夜人，扛戟掖着牛角，带领浩浩荡荡的看客，在饭馆酒吧之间巡游。这是个古老的传统，保存到今天变成了旅游节目。他先吹响牛角，再扯起嗓子按古老曲调唱歌，歌词是即兴编的。侍者应声端来一杯葡萄酒，先由守夜人尝尝，再让大家分享。记得在等待守夜人出现以前，我跟顾彬坐在教堂边的石凳上，默默地观望灯火明灭的小镇。除了汽车电灯，这一景致几百年没多少变化，消失的是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也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旁观者。
我忘了那小镇的名字，打电话问顾彬。第二天早上他发来传真。纸上除“丁克尔斯比尔”外，只有他的中文签名“顾”。那白纸好像空山，他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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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博鲁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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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名片是件头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个深蓝色塑料盒里挨个翻一遍。当那些名字匆匆掠过，你会发现，刨去那些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大多数，你讨厌的人远多于你喜爱的人。找名片有点儿像参加个热闹非凡的聚会，人们在辨认、呼应、回避、勾心斗角……当然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撕碎，扔进垃圾箱——这绝不仅仅限于理论上。你还会发现，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说来这不奇怪，我们迟早都要从自己的名字后面隐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鲍尔·博鲁姆（PoulBorum）都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朴实无华，淡蓝色的名字下面印着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电话。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了两年书。奥胡斯虽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国的县城大不了多少。那儿的海永远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九一年秋，我的丹麦文的诗集《霜降时节》出版了。我那天下课回家，在门口碰见房东乌拉夫，一个离婚鳏居的退了休的建筑师。他告诉我，今天报纸上有篇关于我的新诗集的书评，约我晚饭前到他那儿坐坐。乌拉夫住一层，客厅宽敞明亮，半开的玻璃窗映着金红色树木。一台索尼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他先斟了两杯西班牙开胃酒，找出报纸，把书评逐句翻成英文。他过高估计了我的英文水平，我听得稀里糊涂的，但大意是表扬，这从乌拉夫的脸上就能读到。他为有我这么个既能上报纸又能按时缴房租的房客而骄傲。
第二天，我的老板兼丹麦文译者安娜（Anne）告诉我，书评的作者是博鲁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他除了写诗翻译，也搞评论拍电视片。他曾在报纸开了个专栏，把丹麦以至北欧的诗歌彻底清理了一番。他用词尖刻，以诗划界，把大多数诗人扫地出门。这专栏被人叫做“博鲁姆法庭”。安娜还告诉我，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中包括博鲁姆的一首诗，还有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Christensen）的六首。可惜当时除了中文这个随身行李外，我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安娜转达了博鲁姆的问候，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战战兢兢拨通电话，好像对方是上帝。“我是博鲁姆，”他说，声音平和，略有点儿沙哑。他的英文之流利，更让我结巴。这种语言上的不平等，势必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幸好他的态度真诚友好，否则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见面。
哥本哈根跟奥胡斯不一样，是个国际都市，成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后一站。我当时护照签证都有问题，不能离开丹麦边境。有一回在哥本哈根上错了火车。我胆儿还挺大，竟睡着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差点儿坐到德国。幸亏检票员查票，把我叫醒，要不然我非得卡在官僚机器中间不可。
博鲁姆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方头大耳，秃瓢，大耳环在右耳垂上晃荡；他身穿带穗及金属纽扣的黑皮夹克，腰间系着宽板带，脚登铜头高统靴。整个一个黑手党教父。这装束是打哪儿来的？我认识不少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今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看来他是那种拒绝根据场景更换服装的人。
博鲁姆的公寓很大，在一栋古老建筑物的三层，复杂得像个迷宫。下午五点半，哥本哈根早已进入夜晚。几盏台灯供出黑暗中的部分细节：电传机、纸条、唱盘、文件夹等。昏暗的灯光把我们引向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书架纵横排列，所有书名输进电脑，按字母顺序。博鲁姆告诉我，他有五万多册藏书，绝大部分是诗集。他按字母很快找到我的几本瑞典文和丹麦文的译本。有个小伙子正帮他整理图书，交代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在昏暗中坐下，博鲁姆东拉西扯，忙这忙那，但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看看表说他在饭馆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