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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集-纯文本无空格版-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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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霍光论》

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

《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谓欤!使霍光而有他技,则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乐天下之彦圣,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

才者,争之端也。夫惟圣人在上,驱天下之人各走其职,而争用其所长。苟以人臣之势,而居于廊庙之上,以捍卫幼冲之君,而以其区区之才,与天下争能,则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夺其权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其所以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欤?

《扬雄论》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

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彼以为性者,果泊然而无为耶?则不当复有善恶之说。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而韩愈又欲以书传之所闻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鲧、管、蔡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诸葛亮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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