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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里有一句话：You can never be too rich or too thin。翻成中文就是：钱越多越好，人越瘦越美。对于前半句话，我的感触不深。我喜欢钱，可是远没有到热衷的程度。只是偶尔站在李嘉诚的角度替他郁闷，因为前面永远有个Bill Gates（比尔·盖茨）比他有钱。
至于后半句话“人越瘦越美”，却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条。
小时候，我胖乎乎的挺可爱。
我的大姑父已经70岁了，每次见到我，总是抽着烟，眯缝着眼睛回忆从前的事情：“你一生下来，就胖嘟嘟的，可好玩了。邻居们谁见了都恨不得咬你一口！”
每到这时候，我总想象着大人们张着血盆大口在我的脸上、小胳膊上狠命地咬着，那场面极其恐怖。
小学五年，我一直在北京月坛少年之家舞蹈班跳舞。每个周六下午，我一个人拿着月票，从月坛北街坐15路公共汽车，到南礼士路下车，过长安街后再步行长长的一段路到西便门，少年之家就在马路边一片简陋的平房里。
我们舞蹈老师姓杜，曾经是专业舞蹈演员。她30出头，身材高挑，有一头烫过的短发，走路时挺胸抬头，永远穿合体的瘦裤子。每次杜老师带着我们扶把杆做基本功训练，我都会羡慕地看着她细长的双腿，幻想着有一天，我也会有那么修长的身姿。
杜老师教我们跳的都是成年人的舞蹈：舞剧《丝路花雨》中的独舞《敦煌彩塑》、《小刀会》中的《弓舞》、四个小天鹅等等。那时，我迷上了舞蹈。少年之家的排练室里有不少舞蹈方面的杂志，我常常看得如醉如痴。
当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是杨华、蒋齐、唐敏和冯英。如果我记得不错，杨华跳的是《敦煌彩塑》，蒋齐的代表作是《金色的小鹿》，唐敏和冯英都是出色的芭蕾舞演员。
小学三年级，正赶上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专业招生。杜老师一直希望她的学生中有人能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于是带着我们去军艺考试。
当时，考军艺难于登天。首先，要拿到准考资格。这要求考生必须拥有足够修长的双腿，标准是，女生的腿至少要比上身长14厘米。腿长指的是脚后跟上方到臀部下端。
结果，我们少年之家一群女孩子中竟没有一个符合标准。
这次考试使我平生第一次注意到了自己的身材。小孩子很实在，不懂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一心一意想着那14厘米的差距，这让我颇为沮丧。
上了初中，我开始发育，胃口变的出奇的好。
大概是初二那年吧，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爸爸正在做晚饭。我连书包都顾不上摘，就冲厨房里大喊：“爸，我饿死了！先帮我煎个荷包蛋！”
我爸实在没什么原则，马上就要开饭了，他居然放下手里的菜刀，忙着往锅里打鸡蛋。我呢，就站在煤气炉旁边，用两片方面包夹住荷包蛋，大口往嘴里送。不到3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伸手擦擦嘴，还是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对爸爸说：“我还饿，还要一个荷包蛋。”
我那个爸啊，他又毫无原则地递给我一份面包夹鸡蛋，虽然嘴上照例叮嘱着：“少吃点吧，晚饭快做好了。”但眼神里分明是长辈对孩子的纵容娇惯。
后来，我总对朋友吹牛说：“那天，我一口气吃了7个煎鸡蛋。”可仔细想想，我又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我不可能吃那么多吧。前几天，我专门就此事询问了我爸，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没错，你吃了7个。”
我一下就急了：“你怎么能允许我吃那么多呢？撑着，怎么办？”
“管？”我爸瞪着眼，好像要把我吃了似的。“管得了吗？不给你吃，你也得干那！”
“没错，爸，她就像个小孩似的，只要一饿，立刻就要吃东西，晚一会，少吃一口都不行。”老公在一旁连声附和。
我不说话了。
我一直渴望自己拥有玉树临风、不食人间烟火的淑女气质，可惜，我从小就是个饕餮之徒。
我记得，吃过7个鸡蛋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感觉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我没去医院检查，估计是蛋白质中毒一类的病吧。到了第7天，我跑到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憋闷的感觉立刻荡然无存。
高中我上的是清华附中。学校离家远，我于是过起了住校生活。住在集体宿舍的女孩子通常都有两个爱好：聊天和吃零食。我们宿舍7个人也不例外。
一天，我偶然发现，麦乳精如果不用开水冲泡而是干嚼着吃，味道很像巧克力。这意外的收获令大家很是兴奋，因为麦乳精比巧克力便宜多了。下午放学后，我们7个人凑够钱，然后一起去清华大学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大桶麦乳精，足有三、四斤重。回到宿舍，谁也不急着往图书馆跑，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勺子，7双眼睛紧紧地盯住硕大的铁皮桶。
学生时代，每个寝室的室长是很有威望的人。于是，我们的室长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麦乳精桶的桶盖，又小心翼翼地撕开了蒙在桶口处的锡纸，一股浓郁的甜味立刻扑面而来。说时迟那时快，7把钢勺同时伸进了桶内。
半个小时后，我们风卷残云，吃出了一个亮晶晶、空荡荡的麦乳精桶。
这时，大家都不说话。刚才吃得太快太猛，这会儿，一粒粒的麦乳精好像一直堵到了喉咙口，稍一张嘴，就会喷出来。更可怕的是宿舍的空气，弥漫着甜得呛人的味道，吸一口气就觉得五脏六腑都会被粘住。
我们7个人呆呆地站了10分钟，突然，屋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呻吟声：
“我肚子疼！”
“我觉得恶心！”
“我难受死了！”
大家连滚带爬地躺到了各自的床上，一边痛苦地哼哼唧唧，一边还在坚持聊天。
“刚才忘了看，该不会是麦乳精过期了吧。”
“咱们可能食物中毒了！”关键时刻，一室之长做出了冷静、合理的分析。
“天哪，我吃得最多！我不会被毒死吧？！”我们其余6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去食堂吃饭，也没去教室上晚自习，7个人一直躺着聊天。10点钟熄灯后还被宿舍楼查房的老师敲了好几次门警告：“413，还不睡觉，整个楼道就听你们的声音了。嘻嘻哈哈的，怎么那么大的精神，今天吃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人起床后感觉格外的神清气爽，神秘的疾病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为了庆祝重获健康，大家一起去食堂，饱餐了一顿油饼、稀粥。
只是，从此以后，我们413室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准再提麦乳精三个字。
高中三年，我把自己吃得白白胖胖的。高考复习那么累，我都没有瘦下来。连我爸都啧啧称奇：“闺女，你考试这么辛苦，怎么就不见瘦呢？”
我自己倒无所谓。看看身边的女同学，高三一年下来，各个灰头土脸的，没有一丝青春年少的风采，我对于身材、相貌也就不那么斤斤计较了。更何况，我还有偶像的支持。当时，我最喜欢的影星是山口百惠。她的厚嘴唇、咪咪眼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就连她圆润的胳膊、粗粗的腿对我都是一种安慰。“山口百惠也不瘦啊，我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时候，惟一让我觉得有精神压力的是去上海探亲。
每年暑假，我的出现总会让娇小玲珑的上海街坊四邻大为兴奋：“侬看格小囡，模子老大，样子交关好。”翻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小女孩，块头真大，人长得真不错。
天知道，我那会不过是个一脸baby fat，胖乎乎的小女孩而已，被他们大呼小叫地称赞一番，我真觉得自己该痛下决心减肥了。
真正减肥从大四开始
我真正开始减肥是在1992年大四寒假过后。
我失恋了，那真是天塌下来的感觉。生活还能不能继续我不知道。我一边复习准备考托福到国外留学，立刻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一边开始狠命地节食。那股狠劲让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所谓的毅力。
现在回忆起广院的食堂，我总是忍不住要流口水，但凭良心讲，当年饭菜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每天不知是在和谁发狠，早餐只吃一个煮鸡蛋。中午永远买又便宜又难吃的豆腐泡炒肉片，而且只吃豆腐泡，肉连碰也不碰，米饭更是数着粒吃。这样做，既省钱又节食，一举两得。
吃过午饭，我也不休息，一个人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到下午4点左右，我的肚子开始造反，我通常会吃一个水果，再接着做英文作业。晚上是最难熬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人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一来，日子倒好过了不少，我每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托福和饥饿的问题上，心里的伤痛也就淡了许多。为什么开始减肥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也许是疼痛转移法吧，把心灵的伤痛转移到肉体上，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挺过来了。
两个月之后，我的体重从110斤跌到了90斤。
从此，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1993年和1994年，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吃，成了我那个时期排遣内心苦闷的惟一方法。
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我当年患难与共的朋友。难得她也正经历着生活中最彷徨、最不如意的时刻，于是我们两个人找到了共同兴趣：吃！
东四十条的必胜客，那两年，我们每周至少光顾一次。两个女孩子，却要点一个厚厚的至尊Pizza、两份沙拉、两大杯可乐，然后，互相鼓励着，一口一口吃到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那一阵，我们两人的体重都在飞快地上升。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善意地麻痹对方：“你不胖，你一点都不胖。来，你再多吃一块Pizza吧。”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结果的那个晚上，花从亚太大厦早早下了班，我们一起去长安商场旁边的麦当劳买了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两大份薯条、两大杯奶昔和两个苹果派，然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只等北京获胜的消息传来，就大吃大喝庆贺一番。没想到，萨马兰奇无情地念出了悉尼的名字，我和花都难过地大哭了一场，这其中，也颇有些借题发挥之意。哭过之后，我们将满满一桌的麦当劳快餐消灭得干干净净。
1994年的夏天到了。夏天总是带给人希望。
有一天晚上，我和花站在赛特山姆叔叔的门口，一人手里捧着一袋葡萄干面包正在话别。我突然对花说：“咱们开始锻炼身体减肥吧！”
花看了看手里的面包，说：“好！”
第二天，我们去长富宫健身俱乐部报了名，又去西单商场买了两辆一模一样的红色26女车，相约每天下午在花下班之后骑车去健身。
我终于发现，我其实是个有毅力的人。
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地从南礼士路骑车到长富宫。每次走进长富宫的一刻，是最幸福的。外面骄阳似火，而开足了空调的大厅里清凉宜人。从饭店大厅到健身房，要上一层楼梯，再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这往往是我内心最挣扎的时刻：练，还是不练？
俱乐部里有一个日本女士，50多岁，身材瘦小，长得很像《血疑》里幸子的妈妈。这个日本欧巴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每天的训练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