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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我和电视结缘是因为院长。
那是1992年初，我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挫折，那些苦痛在饱尝磨难的人看来也许不足挂齿，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山崩地裂的世界末日了。
大学时代的我一点也不活跃，努力地读书，认真地谈恋爱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因为1991年底我获得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讲演比赛”大学生英语专业组第一名，才让院方，特别是院长知道了我。于是当中央电视台到广院找主持人时，院长在不甚了解我的情况下推荐了我。他的推理很简单，也不无道理：外语系的陈鲁豫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人的自信有时也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肯定，院长的信任让我在1992年的春天好好地打量了一下电视和我自己。我惊喜交织，又将信将疑地发现，也许，我真的可以做一名主持人呢。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电视的怀抱。
我和凤凰结缘，也是因为院长。
1994年的我渴望变化，却无力改变什么，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之后的一年，我生活在西雅图，闲散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偶尔会飘过一阵阵的悸动。我知道，我想回家了，也想电视了。
1996年初，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安顿下来后，我给从前的同事拨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立刻大呼小叫起来：
“你可回来了，院长一直在找你，赶快来凤凰会馆！”
我放下电话，糊里糊涂打了个车直奔人大，转了几圈才在人大旁边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凤凰会馆。
坐电梯上到5楼，一出电梯门就看到了院长。我原本打算用半小时的时间向院长报告我过去一年多的行踪，但院长和人聊天的特点是，寥寥数语便能跨越时空直奔主题。他记忆力极强，几年前的一场谈话，几年后再见你，他能接着聊下去，让你坐在对面心里直纳闷：我们不会昨天才见过面吧？！
1996年初春的那个下午，我坐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内心就有这样的诧异和困惑。院长不跟我废话，他简明扼要地向我描述了凤凰的宏伟蓝图，声音响亮，语调激昂。我被院长的革命激情打动了，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凤凰。
有时我想，院长其实很像雪中送炭的大侠，总在我人生略略有些暗淡的时候出现，用他的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把我内心的炉火点燃，等到我的眼前因为生活又有了奔头而重新明亮起来，院长这才策马扬鞭向下一个使命奔去。
只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那天院长为了庆祝我加盟凤凰，请我在“大红灯笼”吃了家常菜。而我事后得知，他在许戈辉签约凤凰后，请她去首都宾馆吃了日本料理，两者档次差得可不少。当然，这事我也就是自己在心里嘀咕嘀咕。
院长是个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但不知道疲倦的院长这次在莫斯科可累坏了。
7月13日，北京决战莫斯科。凤凰原计划和北京台合作，强强联手，必然诸事遂意。院长是带着悠闲的心情来到莫斯科的。没想到，直播前36小时，我们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凤凰必须另起炉灶，独自完成这场10小时的直播。怎么办？在一个语言不通，办事效率极低的城市里，没有场地，没有设备，人也不够，却要在短短36小时完成直播前的准备工作，这简直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院长豁出去了。他又穿上了那件亮得刺眼睛的黄衬衫，用他那略带内蒙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向身旁的俄罗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讲述他的转播要求，直把虎子累得两眼发直，一天下来向我们感叹：“今天讲了太多的话，累死我了。现在不管有多漂亮的女孩要求我接吻，我也不接了。”顺便提一句，虎子是我们在莫斯科的翻译，他管院长叫王大爷，这让我和小宋、高雁乐不可支。
36个小时里，机器设备租到了，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连卫星时间也东扣一块，西抢一块地凑齐了，而最最让我骄傲的是我们的直播场地——俄罗斯大饭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简直美轮美奂，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莫斯科那令人窒息的美丽，在创造这些奇迹的36个小时里，院长的大嗓门一直响彻在宽敞的宴会大厅。中间他回过一次下榻的酒店，不是去睡觉，而是去换了件颜色更夺目的衬衫，然后又器宇轩昂地出现在现场。
7月13日莫斯科时间早上8：00，我和文涛坐在主播台前，背后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静静流淌的莫斯科河。我望了望院长，他站在1号机的旁边，一夜未睡，却依然容光焕发。那一刻，我的内心既兴奋又平静，直播开始了，我和文涛配合得天衣无缝。5分钟后，我们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我刚要松一口气，却看见院长带头鼓起掌来，刹那间，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
10小时后，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身边的人都疯狂了。我站在台上，双手掩面，放声大哭。等我抬起眼来，看见高雁和小宋也哭着向我走来，我们抱在一起，又哭作一团。透过泪水，我看见院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任周围的人又蹦又跳，脸上是疲惫之极后才有的平静。我第一次发现，从来精力过人，意气飞扬的院长真的累了。
直播结束后，我们一群人跑到莫斯科一家中餐厅里狂欢。院长喝了不少酒，两颊通红，疲惫的双眼却仍然闪着光。小宋对我和高雁说：“咱们今天谁也没拥抱院长。”声音有些伤感。我看看还站在椅子上给大家拍照的院长，问虎子：“俄文院长怎么说”？
虎子想了想：“〔Slikd〕”。
我们大笑：“对啊对啊，死里磕的！院长干起活来就是那样！”
“王大爷真是个好人啊！”虎子在一旁幽幽地说。
“虎子，将来咱们给你王大爷拍个片子。”小宋一脸认真，“题目就叫‘好人王大爷’！”
钟老师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钟老师是凤凰卫视副总裁，在公司，没人叫他钟副总，年轻人叫他钟老师，因为他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龄相仿者称他大年，这是他的名字。
钟老师50出头，人长得很结实，五官都是圆圆的，一看就是个性格豁达开朗的人。在
凤凰，人人都有被广为传颂的轶闻趣事，钟老师也不例外。
钟师母和钟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20多年的夫妻，两人感情一如当年，令人羡慕。据师母讲，大学4年，教室黑板的一角永远被粉笔框着，里面专登钟老师的失物招领广告，今天是找饭盆，明天又说不见了雨伞，天天不重样。
这个故事是老板在饭桌上跟我们讲的，当时钟老师抽着烟斗，呵呵地笑着。我于是想象着年轻时的钟老师风风火火地走在校园里，身后哩哩拉拉掉了一堆东西，温柔的师母一声不响地跟在身后一样样捡起。
去年，师母到北大进修有关艺术的课程。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艺术”两个字，然后掷地有声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
师母立刻想到了远在香港的丈夫，不由地热泪盈眶：
“这分明是在说我家大年啊！”
还有一件事。
一次，钟老师急着要去机场接人，他拿着钥匙急冲冲地跑到车库，远远地开了自动锁，然后打开车门就去摸方向盘，这时，钟老师大惊失色：
“天哪，我的方向盘呢？”
他出了一身冷汗，困惑地环顾左右，不明白小偷是怎么撬开车门搬走方向盘和档把儿的，可定睛一看，钟老师松了口气：
“原来，我坐的不是司机位，而是第二排。”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钟老师又何尝不是。2002年，凤凰和中央台合作的《两极之旅》就是由钟老师带队的。几十口人用了几个月时间从南极到北极，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将沿途迷人的自然、人文风光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那一阵，只要有空，我总不忘收看《两极之旅》，人没能跟着队伍跑一趟我向往的南美洲，眼睛可是过足了瘾。想想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钟老师气定神闲地完成了领队的任务，这就叫大将风度。当然，在《两极之旅》摄制组里，他只管拍摄和人员安全一类的大事，众人的护照、证件就不交给他管了。
这篇短文我是在公司写的，写完之后，我到走廊上张望一下，看钟老师是不是在办公室。正好他就在门口，一手举着他的烟斗，一手上上下下地摸着身上的口袋，一扭头见我就在一边，于是憨厚地一笑，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这钥匙又跑哪去了？”
小宋
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小宋芳名宋彦俐，是我的同事。
我相信名如其人，一般女孩起名YAN LI，不是艳丽就是燕莉。只有她，用了貌似朴素实则文学气十足的彦俐二字。由此可见，小宋是那种表面随意，内心对自己和生活要求颇高的人。
我们的友谊是在做《一点两岸三地谈》的两年中建立的，她是节目在北京的制片人。我平常叫她的外号“小姐姐”。说起外号的来历，并不是因为她有大姐风范，而是一年圣诞节，曹景行先生在给她的贺卡上错把宋彦俐小姐写成宋彦俐小姐姐。我觉得这名字很适合她，于是就这么叫开了。
凤凰人手少，1个人恨不得当8个用。小宋当时既要找选题又要联系嘉宾，还得和北京电信公司讨价还价商量卫星时间的价格，每每把她累得口出不逊：
“真是的，在咱们这啊，就是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碰巧那一年我也是又做《早班车》，又做《一点两岸三地谈》，也累得一塌糊涂。听她这么一说，深感遇到了知己。我俩的友谊就在对公司的“同仇敌忾”中形成了。
对我而言，友谊的最高境界就意味着两人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悲痛时互诉衷肠，使自己和对方从郁闷绝望中解脱出来重又变得趾高气扬。
2000年的夏天，我们常常见面痛说各自的悲惨生活。一天晚上，我俩（还有高雁）坐在哈根达斯冰激凌店的外面一直聊到打烊。凌晨回到酒店，我一边给满腿被蚊子叮的包涂药膏，一边哈欠连天。这时又接到小宋打来的电话，她意犹未尽，还想再聊。我于是半躺在床上强睁着眼睛，听她在电话那头声情并茂地念情书。（不是她写给我的，是别人写给她的。）我听了快1个小时，实在支撑不住，就彻底躺成了睡觉的姿势，侧卧着，把话筒搁在一边的耳朵上，腾出两只手平摊在枕头边，准备舒舒服服地听她朗诵。要不说饱暖思淫欲呢，人一舒服，就容易犯错。我，竟然睡着了。等我突然醒来，才意识到小宋还在电话那边。我赶紧冲着听筒一通乱叫，可小宋已经挂了电话。我立刻翻身起床拨她家里的号码，没人接；打手机，关机了。
那个晚上，我带着深深的悔恨进入梦乡。
第二天，见到小宋。她依旧笑嘻嘻的，这让我如释重负。
“某些人昨晚竟然睡着了。我对着话筒喊了半天鲁豫，你也没搭理我，我只好郁闷地洗洗睡了。”
做《一点两岸三地谈》时，小宋还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富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