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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斯也撇Ｋ鞘前谆ㄗ印⒒朴⒓А⒋薷Ｋ常渲邪谆ㄗ釉谟氪跬讲分胁恍椅Ｒ荒旰螅谆ㄗ拥恼煞蚣肮畔嗉汤肟巳思洌杲�4岁的小红莲成了孤儿。
这时，“英雄三姐妹”之一的崔福顺刚刚结婚，她不忍心看着孩子成为孤儿，便说服家人把小红莲接到了自己的家里。为了更好地抚养小红莲，崔福顺决定暂时不要孩子，尽一切力量抚养这位烈士遗孤。
当记者走进小红莲的家时才知道，崔福顺不仅要抚养小红莲，还要照顾半身不遂的公公，以她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应付。结婚几年，她自己没有添过什么衣服，却把小红莲打扮得漂漂亮亮。面对这个清贫的家，面对小红莲那忧郁的双眼，记者们含泪写了一篇《英烈身后事》，刊登在1992年12月10日的《中国城乡金融报》上。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特别是金融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来自全国的捐款、慰问信纷至沓来。
在众多的捐款者中，新疆塔城农行一位署名“金穗”的同志，每月3日准时给小红莲汇款，并表示一直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当“金穗”连续汇款达14次，坚持了一年多之后，崔福顺及和龙市农行的同志被其隐姓埋名献爱心的精神所感动。她们想知道这位好心人到底是谁。于是，小红莲全家分别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行和塔城农行发了感谢信，并恳请塔城农行通过组织的力量寻找“金穗”其人。然而数月之后，杳无音信。这期间署名“金穗”的汇款一直没有间断。
崔福顺再次致信塔城农行及工会恳求帮助查找此人。遗憾的是，由于“金穗”本人在填写汇款单时经常改变笔迹，使塔城农行的同志一筹莫展。
此时，吉林延边小红莲全家仍在翘首期盼着查找“金穗”其人的消息，每次查找结果都令人失望，可每月的汇款仍雷打不动。几个月过去了，钱仍在寄，“金穗”是谁仍无人知晓。
万般无奈下，崔福顺再次致信塔城农行，请求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她们找到“金穗”，随信还寄去了小红莲的一个心愿：想要“金穗”爷爷（或）奶奶的照片。
一个月后，崔福顺收到了一封来自塔城农行的信，信是“金穗”写的，但没有照片。他在信中说：“崔福顺同志，帮助你抚养小红莲是我们农行人应尽的义务。你为此付出了那么多，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只愿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你把小红莲抚养成人，希望你们不要再查找了。我是谁倒无所谓，重要的是怎样把小红莲抚养好。按年龄，小红莲该叫我爷爷了，在这里我想对小红莲说，你有什么要求爷爷都会尽力帮助。你要爷爷的照片，我不能答应，只要你能好好学习，爷爷就会高兴的……”
读着来信，崔福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对丈夫说：“一日找不到恩人，我一日不得安宁。新疆距吉林一万多里路，帮助小红莲的这位同志，肯定和我们是两个民族，咱们得想办法报答这位不知名的恩人呵！”说着说着，她伏在丈夫的肩上哭起来。丈夫劝她说：“你别哭，要不咱们再给新疆农行和塔城地区支行写封信，如果他们再找不到，咱们亲自去新疆。”
当崔福顺的来信送到新疆农行色提尼亚孜行长的办公桌上时，他感动了，立即找工会和办公室的人员召开会议，决定帮助小红莲全家了此心愿。当晚，老行长拨通了塔城农行钱鹤鸣行长家里的电话，希望他能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查。
踏破铁鞋无觅处
那夜，钱鹤鸣失眠了，他反反覆覆想这个人，怎么也想不出是谁。他决定派工会的同志去邮局查找。从邮局工作人员口中得知，确有一位高高的个子、胖胖的、戴着眼镜的同志经常来这里寄钱，每次来都是匆匆忙忙。时间长了，邮局职工和他熟了，有时寄钱时还搭上两句话。有一次，这位职工问叫金红莲的女孩是他什么人。他回答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她是我的孙女，在吉林跟着她姑姑。”不过，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来这里汇过款。钱鹤鸣从邮戳上发现这些汇款是从城内其他邮局和邮所寄出的。
“高高的？胖胖的？戴眼镜？”这些特征使钱鹤鸣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同事——塔城农行总稽核张培英。
他想起了一件事：1992年12月，当刊有《英烈身后事》的报纸寄来以后，行里的职工纷纷争阅。钱鹤鸣到张培英办公室商量事情，见老张双手正捧着这张报纸，眼里含着泪水。张培英见钱鹤鸣诧异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急忙把报纸放进抽屉里。
钱鹤鸣和张培英都是60年代的支边青年。看到张培英悲伤的样子，钱鹤鸣追问：“老张，你怎么了？”张培英揉了揉发红的眼睛说：“没事，没事！”
为了能吸引“金穗”的注意，钱鹤鸣把小红莲亲属的来信和小红莲的照片贴到了办公室前的宣传栏上，看谁来取。他这时模模糊糊猜想可能是张培英。
一天、两天，一直没有动静，他有点失望。“莫非我猜错了？”钱鹤鸣想，“也许不是老张，他家里的生活也不宽裕，孩子们非常俭朴，哪里还能按月给小红莲寄钱呢？”
10天以后，宣传栏上的报纸和有关信件不翼而飞。钱鹤鸣感到纳闷，他直截了当地问张培英时，正在埋头填表的张培英头也不抬地说：“是不是让风刮走了？如果真是被谁取走，也没有必要再去找了，为烈士遗孤办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找呢！”钱鹤鸣心里有了准谱。
一天中午，钱鹤鸣找张培英谈了很长时间。张培英终于承认“金穗”是自己，但让老钱无论如何为他保密。他说：“我捐款只是凭良心做事，咱们都是农行人，都是支边青年，这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有一天，咱们和白花子一样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牺牲了，咱们的孩子怎么办？将心比心，做点事为什么非要他人回报呢？”老钱感动地说：“我知道你是好心一片，可你也不富裕啊！只要尽到心就足矣！”
“我怎么都行，可小红莲还是个孩子，仅靠崔福顺一人的工资是不够的，我帮她一把又有什么。说实在，看到你们这般寻找我也有些沉不住气，就连回到家，饭桌上的话题也是‘金穗’找到了吗？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金穗’，没有必要。也从没想着要小红莲长大后回报什么。”说着张培英有些激动，声音嘶哑了。
“那照片和信是你收的？”
“是我收的。”
钱鹤鸣站起来紧紧握住这位同事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后来，钱鹤鸣“违心”地向小红莲家写了一封信：几经查找，我们确实没有查出此人，作为行长，我为自己单位拥有“金穗”这样的好同志而感到自豪，通过查找“金穗”其人，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爱多。我会尽力，慢慢帮助你们寻找“金穗”其人。
1994年6月，张培英因工作需要被调任克拉玛依市农行行长兼党组书记。他从未忘记按时给小红莲寄钱。
小红莲的亲属发现“金穗”已换了地址，他们又致信克行领导请求查找。不过，崔福顺不知道这位行领导就是“金穗”。每每收到小红莲亲人的信，张培英总是悄悄收起，所以行里的人谁也不知此事。
乌鲁木齐来信
几年过去了，查找“金穗”的事，已成了小红莲全家人的一块心病，正当他们为此事绝望时，汇款突然中断，并且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1995年12月，他们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信：
小红莲：
你好！你一定很急于知道是谁给你写的这封信，别急，听我慢慢告诉你。
相信克拉玛依市农行的“金穗”这个名字你不会陌生吧，他叫张培英，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小女儿张洪。
关于你的身世我们全家早有所闻，以前我爸在塔城地区农行担任总稽核，1994年6月由于工作需要，才调到克拉玛依任行长。
算来爸爸有近3个月没有给你寄钱了，你们大概很奇怪吧？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吧！就在今年9月27日，我的爸爸，最亲爱的爸爸！你的好爷爷，在出差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不幸去世。行里的叔叔阿姨们不忍心看着爸爸穿着血渍斑斑的衣服离开我们，就让两位阿姨来我们家给爸爸找衣服。她们翻完了家里的衣柜，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却意外地发现了你的照片和几十份以“金穗”的名义寄给你的汇款存根，其中还有3张我爸亲笔填写还没来得及寄出的汇款单。这时我和农行的叔叔阿姨们才知道你们寻找3年的“金穗”就是我爸爸，可他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家。爸爸走时竟连一条完整的衬裤都没有，阿姨们只好把两条破衬裤拼成一条给爸爸换上。面对突来的打击；妈妈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也随爸爸而去。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水涟涟。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也是爸爸妈妈最疼爱的。以前，我曾学过电子琴，但当时家里挺困难，买不起琴，就中断了学习。为此我还和爸爸赌过气，小红莲，你别怪阿姨，因为我不知道爸爸在帮助你，真的！
爸爸走了，妈妈也离我们远去，世界上为什么总是会发生那么多不公平的事？这突发性的悲剧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我难以想象，小红莲，你是怎样承受这一切的呢？你还那么小，心灵还那样脆弱！阿姨希望你能很好地生活，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爷爷的情况就说这些吧！爷爷的照片你还要吗？只可惜爷爷再也看不到小红莲了。有机会阿姨会去看你的，一定要去的。只不过现在去不成，因为我还要读书，家中也没有存款，经济上不允许。等我参加了工作，手中有了钱，肯定去吉林看你。到那时你一定会长成大姑娘的。好好学习，别让大家失望，好吗？
张 洪
手捧张洪的来信，崔福顺说：“张伯伯，我代红莲妈妈谢谢您了！”说罢长跪不起，痛哭失声。
小红莲的叔叔，把所有的亲友全部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众人向着祖国的大西北跪拜，向张培英蒙难的方向叩首，用朝鲜族最高礼仪祭奠恩人的在天之灵。
“金穗”生前身后事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张培英竟没有留给孩子一分钱的存款，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他毕竟是个银行行长啊。短短十几天，我们走遍了克拉玛依、塔城和福海，发现张培英不仅没有存款，欠妹妹的600元钱也是在遇难前才还上。
在张培英的遗物里，还发现了他资助两名孩子的“希望工程”捐助卡。家人也全不知晓。
克拉玛依市政府为了照顾张培英，给他特批了6个进城指标，让他把全家的户口从塔城迁到本市。可他首先想到的是两位基层干部的孩子要上学，户口进不来费用就多，于是他就把指标让给了别人，而他在自己去世时也没有把全家的户口迁到克拉玛依。
在乌鲁木齐，我们见到了张培英的小女儿张洪，提起父亲，小张洪对我们说：“爸爸去了，妈妈也去了，我只是担心小红莲以后怎么办，尽管有崔大姐抚养，可毕竟只有她一个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利用休息时间去打工，替爸爸完成他的遗愿，把小红莲抚养成人，要不，爸爸在九泉之下也会放心不下的。”
此时吉林延边小红莲家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