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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尚。于是萧翼作了精心设计和准备，更名改姓，扮成赶考的举子出发南下，企图将《兰亭序》弄到手。
一天清晨，辨才和尚打开了永兴寺门，迈出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上，低头一看，原来地下躺了一人，散发出一股酒气。辨才自语：“原来是个醉鬼！”谁知此人翻身坐起答道：“醉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呀！”辨才见此人一副飘逸潇洒之态，便开玩笑地说：“虽不是鬼，亦不像人！”此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言毕大笑举步下山。辨才见此人谈吐不凡，便问道：“施主从何而来？”此人对曰：“我乃应试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辨才对这书生很是欣赏，便邀他入寺小住读书候试，双方谈学论禅，十分投缘。
一天扮作赶考书生的萧翼喝的烂醉如泥，他突然从囊中取出一轴《兰亭序》摹本，对辨才和尚说到：“这是王羲之真迹，万金难买，你我是莫逆之交，才拿出来让你一饱眼福。”为人忠厚的辨才不知是计，对萧翼说：“你这个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萧翼装作没有听到，昏昏睡去。辨才和尚也知道失言了，赶紧住嘴。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第二天辨才见萧翼迟迟未来吃饭，前去催请，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只见桌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银两。
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翼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赐给他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用珠宝装饰的鞍辔，宅院与庄园各一座。唐太宗初时还生气辨才大师将《兰亭序》秘藏起来不奉献给他这位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一会后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又赐给辨才大师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辨才大师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将这此赐物兑换成钱，用这些钱造了一座三层宝塔。塔造得特别精丽，直到现在还在。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兰亭序》后，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宫内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
又一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有三样宝物，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书《兰亭序》，二是铜制神龟，三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后，他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后说：“第一宝物没有了，其余的宝物还有什么会值得可爱收藏的呢？”于是用如意击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然而，唐太宗千辛万苦得到的《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的真迹却得到了后人的怀疑。
第二部分 兰亭序下落之迷（2）
1965年5月22日起，《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中的王兴之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谢鲲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经多方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崧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只不过在书法界的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持传统观点罢了。
虽然后人对于《兰亭序》存有真伪之争。可当年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却是一致的看法。那么，唐太宗死后，《兰亭序》又流落何处呢？
唐太宗临死前，他嘱咐儿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把《兰亭序》放进他的棺材。李治遵命，用玉匣装着《兰亭序》藏在了唐太宗的坟墓昭陵里。唐末五代的军阀温韬在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二百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但迄今千余年来下落不明。
对此，有些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但是，与之相反，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序》随葬，而是将《兰亭序》交给了同样喜爱笔墨丹青李治。李治多病，不久病亡。临终前，他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
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总之，围绕《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如何，看来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才能见个分晓。
第二部分 武则天无字碑之迷（1）
武则天（624～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14岁时被唐太宗挑入宫选为才人，太宗死后她被逼削发为尼。唐高宗的时候先是封她为昭仪，永徽六年又立她为皇后，参预朝政，她与高宗被后人并称为“二圣”。弘道元年唐中宗即位后，她临服改制。第二年，她废掉唐中宗，另立唐睿宗。载初元年她又废唐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神龙元年（705）正月，大臣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唐中宗复位。唐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此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逝。
武则天死前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次年五月她与高宗合葬于乾陵。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冲破男尊女卑的罗网，打碎封建时代的桎梏，一跃登上皇帝宝座，生前唯我独尊，治国安邦的女豪杰，在死后，她的碑上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耐人寻味。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里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刻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龙，碑东、西两侧各刻有冉冉腾飞的“升龙图”一幅，升龙高四米、宽一米，其身躯矫健扭动，神态飘逸若仙，线条流畅，刀法娴熟。阳面是一幅狮马图线刻画，其狮昂首怒目，威严挺立；而马则屈蹄俯首，悠游就食。整座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细，不失为历代石碑中的巨制。
令人奇怪的是，当初立这块碑时碑上竟未刻一字。后人所加的文字，也斑驳若离，若明若暗，模糊不清。据《乾县新志》载：“向无字。金元后，往来登眺，有题咏诗篇刊其上。”《雍州金石记》也载：“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只是从宋代起碑上才有了笔力险峻、字体俱备的题刻。那么，女皇武则天立这块异乎寻常的空白石碑，用意何在？成为一千三百多年来人们猜测、探究却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纵观诸说，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五十年之久。如果从唐高宗死时算起，也有二十一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杰出的女皇帝。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在政治上打击了豪门世族，并通过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大量人才进入政治舞台，抑制了豪门垄断；她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并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不断上升，民户数不断增长；她知人善任，破格用人，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虚心纳谏，“累朝得多士之用”。她还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这就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小小的一块墓碑是记不下自己的功绩的。正如明代一位无名诗人在无字碑上题的诗中写的那样：“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
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此说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一是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终废唐改周，自立为帝，建立了武周政权。二是，武则天培植自己的亲信，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庭”的旗号，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铲除异己。
岑仲勉、吕思勉等隋唐史专家根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