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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蒋梦麟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每天只以写字消遣，都快闷出病来了，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太太的掩护下，坐马车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搭上了一列去天津的火车，再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因沪杭铁路已告中断，蒋蛰居上海半年后才绕道回到杭州。就像七年前他的前任蔡元培一样，湖光山色中的杭州似乎一直是这些南方文人失意后的安慰。
很快，南北集团的力量消长终于有了结果，“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1930年年底，因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南京政府明令蒋梦麟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出面襄助，蒋梦麟重整北大的信心复又鼓动。翌年1月，离去四年后的蒋重返北京（此时的北京已改称北平），再度承乏北大校务。
上任伊始，蒋梦麟即聘任他的朋友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重新确立北大的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人格。一年后，改组北京大学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开出的研究课题有：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元史研究，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复的语音学、方言研究，周作人的中国歌谣研究，钱玄同的音韵沿革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齐聚北大，堪称北大百年历史上蔚为大观的一个景象。胡适曾如是回忆蒋在1930年代初“中兴北大”的业绩：
孟邻先生（蒋梦麟别号孟邻）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学去做校长，那时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业，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在八个月的筹备时间，居然做到北大的中兴。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里略述他在那六年里的作风：“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自此直到1937年的七年间，蒋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已经趋向剧烈的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就像他晚年在《新潮》中所说：“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丁文江和傅斯年的帮助下，北大幸能平稳前进——用他的话来说——“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943年初春的昆明，当五十八岁的蒋梦麟经由记忆的河道回望19世纪末杭州湾边的那个小村庄，他一定觉得自己驶入了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时，在中国内陆西南的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跑警报”成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每日的功课，载运军火的卡车和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军志愿航空队战斗机正在昆明市郊结集，沿着滇缅公路潮水般涌入昆明的难民和从沿海城市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在街头拥来挤去。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黄带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着还将破碎下去。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宋哲元将军不战而退把故都北平拱手相让，蒋委员长也弃都西窜让石头城里插上了日本人的太阳旗，大学如狂涛落日中的一叶孤舟已由北平迁长沙再迁昆明，喧嚣的战尘把他们驱赶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他还将在中国西南的山地间漂流多久呢？
战前最后一次回乡；他这样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八十出头的老父不解其意，蒋梦麟如是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话是这么说，他自己还是感到迷惘。这在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是少有的。
在原北大、清华、天津南开这三所大学战时混合组成的这艘“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里，有梅贻琦、张伯苓等分担联合大学的职责，校务上的事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使他终于有余暇来想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于是他进入了回忆。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蒋梦麟在进入这项工作时决定，他回忆的应该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并上溯到近世中国的一百年，像所有身处乱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
于是近一百年来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合与激荡，在《西潮》这本像自传、像回忆录又像近代史的书中风云际会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是蒋看世界的一双清凉之眼。1943年春天的蒋梦麟前所未有的迷惘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他看到了一百年来国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满、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时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于事无补——哀怨出自情感的蕴蓄与抑制——不如明辨真相。这一切来自于他事必亲历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这个时代，在中西潮交汇的锋面上，在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中。
在《西潮》中，我们看到了随着新的物质为先导的西方文化涌入，现代性与中国遭遇时的最初情形，那就像大河入海处两片水域交接线上的壮阔而复杂的景象。在蒋梦麟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与救亡、外患与内忧纠结下的中国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让时代潮流中的人们体验着惶惑与向往、激情与失望、理想与实践、激进与保守之间种种的冲突，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真实的情形就像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与痛楚。
“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蒋梦麟在这本名之为《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数年前在南岳衡山（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所经历的一次日出：
那个像橘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
他把这看作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原名应麟德，笔名丁九。1914年在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
“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行动。1921年5月，他联合钱庄执业的谢旦如、毕格心等创办了“上海市通信图书馆”。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与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创办中国“五四”后最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成为当时生气勃勃的新诗运动中一支突起的新军。编成四人诗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自费出版。后创办并主编《支那二月》。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年底，他受党的派遣，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曾邀请鲁迅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受党的派遣，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5月14日牺牲。所作诗文后收入《修人集》出版。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玩笑
应麟德十四岁那年离开家乡慈溪应家河塘，进了上海的一家钱庄做学徒。后来又离开那家叫福源的钱庄，进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棉业银行，短短几年，就做到了银行出纳股主任的位子。
但据说此人在钱庄做事时就不太安分，老是想着要“弃商务农”。十八岁那年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按当时知识阶级的时尚，照片背后他题了两句诗，写的是：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十九岁那年的春天，看到报上的招生广告，他给南京省立第一农校校长写了一封信，痛陈他的“好农之志”。大意是，他虽知在商亦可救国，但商场凶险，贪利忘义，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职又非昧着良心不可，所以他只有逃跑。校长先生劝他暂且不要辞去钱庄职务，救国固然重要，饭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亲的阻拦，搞得他一时很是痛苦。在给主持《时事新报·学灯》笔政的张东荪的一封信里，他说要痛下决心，投身农界，“改良农业，造福农民”。
且看看年轻的钱庄学徒想象中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
那是“两行绿草的池塘”加“牧牛儿一双”的农村，是“染着温静的绿情，那绿树浓荫里流出鸟的歌声”的农村，是有着“蓝格子布扎在头上、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儿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农村。他看到田塍上静静地睡着“受过蹂躏的青菜”，犹豫着“还是绕着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事实上1919年的浙东农村是什么模样呢？它或许有着钱庄学徒应麟德赞美过的鸟儿、鸭儿、狗儿、小猫儿、小蜻蜓和“伊”，但肯定不会有这样泛滥的好心情。
一个人成天在铜钱的气息中讨生活，偶尔做做乡村梦也算是浮上来透口气。这么说或许有些道理，但用到应麟德身上好像就不太合适了。应麟德一直是个认真的人，他这个梦做得太逼真了，不仅骗过了他的朋友，也骗过了他自己。他终于没有走成，或许是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苦衷。事实上到了1922年春天，应麟德还在做着他的乡村救国梦。从日记来看，他在钱庄执业期间还数次租借农民土地，继续他的实验与梦想。
5月16日日记载：“晨6点多乘电车到北四川路底。走到天通庵站北，有茅舍，住农民夫妇和女儿共三人，种蔬菜。想向其转租一短畦自种。”由于各种原因，当天没有租定。第二天早晨，“又到北郊，租定两短畦（我脚七步方），二元一年，又代照料收拾费二元。”第三天，“又和友舜步行到北郊……再租一短畦，共一年六元了。”这里所说的“北四川路底”、“天通庵站北”和“北郊”，就是现在虹口体育场对面的一大块土地，那时是一片农田，居住着种田的农户。应麟德租了几块地后，做毕了钱庄的事就去“锄田”，然后像一个农业时代的诗人一样不无矫情地写他的田园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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