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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旨在拼凑起历史真实面目的长达数年的文学考古，并未因传主和资料的湮没而放弃努力。多年来，作者一直沉潜而自足地生活在他的浙东古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作风低调，目光敏锐，传统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加西方文明熏陶的头脑，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很奇特的组合。大量的阅读拓宽了他的精神视野，良好的、唯陈言务去的文字功力，又让他在面对任何题材时，都能显得从容而游刃有余。此书除在文体上对散文界有所贡献外，其他方面也多有可资借鉴之处。尽管成书前，里面的主要部分都在《江南》杂志发表过，但此次重读，感觉上冲击力仍然很大。在《锋面之舟》一文里，赵柏田说到，蒋梦麟于西南联大漂泊期间写作《西潮》，是“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应该说，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而我们的幸运则在于——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赵柏田已经替我们都做好了。现在他把自己积多年之力完成的《历史碎影》拿了出来。读者感兴趣的话，只要于更深人静之时，或品茗端坐，或张灯倚枕，翻开来看就是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
1919年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后受蔡元培之托赴北大代理校务。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大学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继续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忆录《西潮》。1949年去台湾，任“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共同理事等职。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孟邻文存》、自传《西潮》、《新潮》等。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父亲的船（1）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有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打湿了。在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江面的雾气正在散去，那些像走钢丝一样站在船舷上的农妇已经快要把一船船的白菜搬空了。初升的太阳把江面染得如一匹红练，农妇的脸，不知是出了汗还是江水映的，也都酡红着。船是带雨篷的木帆船，篷上的青箬是新摘的，还有着春天雨水的气息。在浙东乡村，纵横的河汊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作短途运输的木船。潮水时涨时退，退潮时，船逐流而下，走得很快，两岸的树、村庄，还有河里的云的影子，在少年的眼里一闪就过去了。但当逆水行驶时，前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虽说雇了两个背纤的，半天也赶不了十几里地。连着三天，看厌了河水和堤岸两边单调的树木庄稼，船上又没什么好解闷的，少年觉得时间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简直像这浑黄的河水一样没个尽头。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船把他们送进了宁波城。这一程从乡下到宁波的水路，算来竟走了三天两夜。到上海的船要晚上八点才开，余下的四五个钟头里，父亲带了他去逛了城隍庙，到江厦街买了晚上坐船吃的点心和准备送给上海亲友的咸干货，还带着他去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北外滩，看了外国人造的教堂。教堂肃穆的外表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江逶迤西来，至此已到入海处，江风浩荡，混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不远处的三江口，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折叠出一条长长的水线，海鸥像一只只明亮的梭子在水面上剪翅低飞。
许多年后，少年还记得父亲带他去坐轮船的那个晚上。
傍晚，吹着咸壳壳的海风，他们来到了江北外滩边的轮船码头。从这里他们将乘坐招商局的轮船，一夜水路旅行后于次日清晨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父亲在二等舱找好位置，放好行李，就带着他满船跑开了。
父亲像个好奇的孩子，在船上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一边不住地往纸上画着什么。这位绅士老爷还拉着少年走进了驾驶舱，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模样的人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来，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他们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他们来到锅炉房，司炉正在铲煤，炉膛里腾射而出的火光映着少年和父亲的脸，他们的眼里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炉套话，司炉告诉他这船是德国造的，在这条水路上已经跑了快三年了。他们来到甲板上，船正在启动，昏暝中，两岸的景物和建筑一点点地退远了，父亲说，我回去也要造一艘轮船。少年以为父亲在跟他说笑话呢。
很久以后，少年都快要忘了这次海上的夜航了，父亲请了一帮木匠来到蒋村家里，让他们按照他画出的图纸打造一只大船。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计划造船。满地的刨花和木屑，院子里飘荡着好闻的树脂香气。船造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木工们往船身上了最后一道桐油，船就下水了。让少年吃惊的是，这艘木船简直是他和父亲一起乘坐过的招商局那艘轮船的缩微版，一样有着驾驶舱和高高的桅杆，只是它不是铁甲的，也没有锅炉房。父亲得意地说，我这船就是按德国轮船的样子造的。船下水的那天，全蒋村的人和附近的乡人来到流经这个村庄的唯一一条大河边上，来看看新奇。大家对这艘轮船赞不绝口。轮船停靠在河埠，父亲雇了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的两端来推动水轮。“轮船”慢慢开始在水中移动时，岸上围观的人们不禁欢呼起来。船速逐渐加快，但是到了速度差不多和桨划的船相等时，水手们再怎样出力，船速也快不起来了。乘客们指手画脚，巴不得船驶得再快一些，有几位甚至亲自动手帮着转水轮，但是这只船似乎很顽固，再也不肯加快一点速度。父亲低低地骂了一句，上去踢了一脚木轮，它却再怎么弄也不听使唤了。村人索然无味起来，都走开忙他们自己的去了，剩下的除了孩子和老人，就是存心看笑话的村里二流子一类的人物。
父亲把水轮改了好几次，希望能够加快船速，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更糟的是船行一段距离后，水草缠到了水轮上，而且越缠越多，最后连轮都转不动了。父亲叹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造轮船的计划失败后，父亲好久没在蒋村露脸。热心的亲眷上门来探视，说邻村的张财主想把父亲的这只船买去做挖泥船，问父亲愿意出到多少大洋。父亲对他曾经倾注过那么多热情的这艘船已没有多少兴趣，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已经狂热地迷上了组装钟表，他的房间里一长溜的案板上全是拆下的钟表的零件，一连三天，除了上茅厕，他都没出过门一脚，连吃饭都是少年和他的两个哥哥送的。到了第四天，家人听到从父亲的房间里传出了自鸣钟悠扬的音乐，接着听到一声大叫：搞成了！头发增长了寸许的父亲像个疯子一样从里面跑出来。过于强烈的阳光和连日来劳累的虚脱使他摇晃了一下，倚住院里的一棵苦楝树才没有摔倒。他疲乏地对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笑笑，说，我这个钟表匠做得还不赖吧？
那条轮船后来改为桨划的船，但是船身太重，划也划不动，在乡下也没什么大用。父亲还想再试一次，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这一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形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父亲的船（2）
少年蒋梦麟后来走出了村庄，去绍兴、杭州、上海等地读书。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如行夜船的呢？这要追溯到他在南洋公学读书的一年暑假，一个堂兄鼓动他去了一趟日本。在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他的感受是“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得如同白昼，看到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人提着灯笼，高呼万岁，游行队伍绵延数里，又不禁泫然涕下。东京、长崎、神户一路走下来，他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像个花园，人民衣服整饬，城市清洁。他想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岛国从明治维新后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那就是国民教育。蒋梦麟后来师从杜威去学教育学，可以说是受了这最早的触动。
也正是在逗留日本的时候，蒋梦麟听到惊人的一个消息，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昙花一现的革命，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前中西学堂数学教员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失败，被挖出心肝祭了被其刺杀的巡抚恩铭。好多年后他回忆说，如果他当时在国内，说不定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徐锡麟中过举人，在绍兴中西学堂（蒋梦麟在那里知道了“地球是圆的”）教了几年书后，又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向朋友借钱捐了个道台的缺，后来派到安庆任安徽省警务督办。他亲手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他们不会使用大炮，被官兵冲入，徐当场被捕，他的两个亲信，一个叫陈伯平的当场阵亡，一个叫马宗汉的事后被捕。
蒋梦麟和马宗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马、陈两个革命党人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短暂逗留。他们同蒋梦麟大谈革命，鼓动他一道去安庆。少年的血都是热的，他倒真有点动心了。做钱庄经理的堂兄却鼓动他去一趟日本。看看再说吧，堂兄的口气里一股市侩的精明，革命革命，可别自己的命让人家革去了也不知道。动身前，他和马、陈两个革命党人在一家酒楼聚会。酒性催动，马宗汉背诵了一首秋瑾女士的短刀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色，引得他们也慷慨高歌。歌罢，马宗汉伏在桌子上半天也没有起来，还把一品香酒楼的包厢吐得满地秽物，蒋和陈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肥胖的身子弄回旅馆。第二日，蒋梦麟去日本，他们搭长江轮船去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