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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映，《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十九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悔悟”时曾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为他在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的引导，而是逼得更紧，不许他放学后随便乱跑，星期天也不能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然而，“朱宇事件”并非个别例子。就在我即将对本书“封笔”时，2000年2月25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以非同寻常的声势，特别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十七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绩徘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竟然打死了母亲。
报道说，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的母亲工资不高，便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也很努力，一直是个好学生，初中升高中时还考进了一个重点班，也就是学校为那些有希望在高考中跳过“龙门”的成绩好的学生准备的班级。但在强兵之林中的徐力，学习逐渐有些吃力，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母亲为此对他严加要求，徐力也算争气，下半学期的成绩一跃升至第十名。母亲吴凤仙喜出望外，便要求儿子从此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在全班前十名。然而也就从这时候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去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十八名。当天晚上回家，她便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对儿子说：“以后你再踢足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母亲的压力无法承受，委屈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
今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午饭后，想看一会儿电视。在一旁的母亲板着脸说：“还有工夫看电视？期末考试快到了，你能保证前十名？”徐力说：“很难考的，我看不太可能考得上。”“考不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母亲就开始嚷嚷起来。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心头久压的怒火仿佛一下子奔涌而出，绝望中的他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吴凤仙后脑勺上砸去，直到致死。打死母亲后，徐力感觉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当时他确实也很紧张，但又感到从此可以不受人高压了。为了怕人查出自己是凶手，徐力立即进行了移尸灭迹的一系列手段，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之后，他居然还照常去参加了期末考试。
然而徐力打死母亲的事件很快败露，并立即在当地和浙江全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经媒体报道，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人民日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也于2月13日、2月14日分别发表了以《不能“逼子成龙”》和《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如此一个“学生杀母”事件，有这么多中央媒体连篇累犊地报道评述，足见这样的事已经惊动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层，而且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加压力，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堤旖”。
实例之三：笔者保存的《落泪是金》读者信札87号——
◆“集中营”里的那个空位
附言：在笔者的“大学三部曲”之一《落泪是金》发表后，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各界来信，其间中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他（她）们作为未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书中有关许多贫困生的坎坷读书经历后，奋笔给我写了很多信，表达了他们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向我倾吐了自己的很多“青春苦恼”，突出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在这些可怜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了与高考命运誓死决战的“特别一族”，这就是学生们自称“高四”、“高五”、“高六”的学生们。
高中三年制，何来“高四”、“高五”、“高六”生？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又复读再参加高考的学生是也。
原来如此。
高四生，是复读一年者；高五生，为复读二年者；高六生自然就是复读三年者了。在采访这个群体后，我才知道，中国的高考大军中，复读生是每年杀向“独木桥”上承担和付出最多的考生。他们那满肚子的苦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得几天几夜也倒不完。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一位“高五生”现在成了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与我通信。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就非常直截了当地倾吐了他对现在大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非北大不考”的决心，让我看后十分佩服。这个学生虽说是落榜生，但其思想与文笔绝对不下于一位在校大学生的水平，他悄悄告诉我，去年他高考时已经过了录取线，由于他“非北大不考”，自愿放弃了上大学，走进了复读班。这事因为他不敢告诉盼儿上大学不惜卖猪卖牛的老父亲，所以我要遵守我与他达成的协议而不透露他的真名。他告诉了我好多有关他们复读班里的事，引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关注。
复读班是什么样？
复读班是所监狱。
监狱关的是犯人，
上复读班的人说宁可到监狱，
因为犯人在监狱比复读班更快活。
于是我给复读班起了个名，
说它是希特勒的集中营……
把复读班比作“集中营”的说法，几乎是“高四”、“高五”、“高六”生的共识。每一个复读班的学生中都有自己对复读班的一些幽默诙谐的描述，而这些“黑色幽默”背后，正是学生们欲恨无奈的辛酸与苦水。
有人以为复读班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其实不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不是没有通过高考录取线，相反他们是些已经闯过“独木桥”且成绩突出的小状元，他们没有跨进大学门有三种情况：一是填志愿出现的问题，如在河北燕郊中学有个同学去年考分超过600分，但因为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某专业，他被挤了下来；他的第二志愿是东南大学，分数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偏偏命运不佳，东南大学的第一志愿已经录取满额，因此这位高材生在轻松闯过“独木桥”后，却被意外挡住了路。当然，复读班里这样的学生是少数，他们是复读班里的“王子”，像神一样被老师们供着，因为再经过一年的练兵，来年他们很少不是出类拔萃的顶尖状元。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少有苦可倒。复读班的多数同学说：这些占总数百分之一的“王子”不代表他们。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头年录取的专业不理想便放弃入学而复读者。第三种情况就像金华的那位“高五生”，他只认名牌大学，其它院校一概不为所动。然而绝大多数复读生则是从“独木桥”上掉下来的落榜生。
“复读班”的名称，就像犯人胸前别着的标牌，它耻辱地钉在我们的脸面上，你一抬头便会迎来无数歧视与刺心的目光，于是你只好低下头，直到有一天你冲过独木桥后，你也不敢但露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这则“散文诗”是一个“高六生”写给我的一封长信的开头语。他说他是“集中营”里的“老囚犯”，因此对复读班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也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复读生们的事。
大城市里的复读班已经取消了，这是“上头”的指示（国家教委有规定，尤其是省市重点中学不得设立高考落榜生的复读班，一方面是为了使每年的高考大军能够合理分流，如让一部分考生进入职高，一方面是促进学校现有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一笔者注），但是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下面的中学，复读班之多、之盛行，既是当地家长、落榜生的急切需要，也是地方教委创收的一大渠道。每年百分之八十八左右从高考“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学生，正是处在那些教育质量相对低的“穷山恶水”之地，然而立志“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的愿望最强烈的正是这些学生！路，只有一条——大学，便是这些孩子和全家人、全村人、全乡人甚至全县人的全部希望。
读，一年不行，两年；读，两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