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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国家和社会发生正面冲突的一种妥协之道。
在第四个问题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领域，情理法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说国家在刑事领域，也就是如果是什么杀人放火，这种刑事犯罪的领域，那么国家的法律，实际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它往往是反对任何私刑，比如说宗族或者社会团体自行处理的这种刑事案件，也包括他们团体之间的集体的械斗，都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严令禁止，比较加以严格地追究的。但是在民事领域，特别是我们平常说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却是有一种高度的自治，允许老百姓用一种习惯情理甚至是道德规范加以调整。而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地方官也会非常非常重视地方的情理规范和伦理道德，他试图用这种伦理道德来解决纠纷，来说服给人民群众一种教育。所以在不同的领域，国家法的作用，和情理法的关系也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历来并不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的情面都可以对法律有所变通的。所以呢，也有像法不容情，依法严格办事这种铁包公的形象，铁面包公的形象，也被认为法律的这种理想的，法官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他不容于私情，在面临着私情的时候能够依法办事，秉公执法。所以呢在中国古代的情理法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跟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的共同相近的一些理念。
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上海市沪太路上有一处普通的住宅，房主叫李建海。1999年李建海在父母的帮助下倾其所有买下这处房子，准备于2000年春节结婚用，并委托上海百姓家庭装潢公司进行装修。1999年12月5日的早晨，李建海与装潢公司的两名员工来验收工程，推开房门却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李建海说：走到这一步，我看见有些不对了，我这儿已经看到了，咦 怎么有一个人竖在这儿，他是斜靠在这儿，绳子栓在这儿，鼻子里插了个环，脚有一点点弯曲。
事后经警方调查，在房中上吊自杀的是装潢公司的油漆工。好好的一处新房，没有迎来新郎新娘，却被人抢先作了停尸房，使得李建海和家人难以接受，他的未婚妻也坚决不同意在这里结婚。
李建海认为装潢公司有一定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2000年2月28日，李建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百姓装潢公司赔偿买房和装修的经济损失25万元，并要求精神赔偿5万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建海的房屋作为不动产，价值没有受到影响，因而李建海要求的25万元经济赔偿不予支持，上海百姓家庭装潢公司由于没有尽到管理责任，致使其员工在施工现场自缢，并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原告李建海精神损失费5000元，并同意装潢公司自愿补偿原告2万元。李建海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00年8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原判决。
那么当时我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提出，我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公序良俗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普遍的一种生活习惯和他们的一种风俗，能不能考虑这样的因素。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确确实实我们不能否认在法律的整个的实施运作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困惑，就是有的时候情理法会发生一些冲突。
那么刚才我前面举的两个案例，都充分地说明中国的情理法的冲突，这个事实是确实存在的，那么这个事实并不仅从老百姓对判决结果的困惑、不理解中可以看到，也能从法官自身的经验中看到。所以我们最近发现有这样一种司法改革的措施，就是很多法官自己在依法判案之后，他也感觉到情理法似乎在某种地方上冲突得很激烈，于是他为了弥补这样的一种缺憾，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方式，叫做法官后语。就是说在判决书的最后，以法官后语的形式写上几句自己的感想。包括一些道德评价对当事人的规劝，或者对情理的一些说服。那么这种情况它的目的，创制这种司法改革的目的。据说是为了使当事人了解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有冲突，但是，我们在做出判决之后，还是希望当事人尊重道德，尊重我们说的情理，尊重这种亲情友情和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的习惯风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我给了你一个法律的判决，但是也许我并不认为你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我在后面再对你们进行一些规劝。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像婚姻家庭方面的案件，收养、继承、分割家庭财产，那么法官经常通过这样一种入情入理的判决后语，让我们看到法官的一些非常难得的用心。其实有些判语我们看了以后有点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像我们古代法官，在判决中给大家讲的那种道德教育。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东西，显得多多少少好像跟判决书，跟司法文书的风格有点不太相吻合，所以很多的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强调法与情理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他们渲染得那么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承认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的原因主要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律，确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自然产生的，它主要的体系甚至它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么在这种移植过程中就不会产生西方法律文化中，自然而然的那种情理和法之间的密切衔接和相互的融合。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移植来的这些概念理念体系，一方面是我们老百姓土生土长的对法律的那种认识；一方面是好像是现代的非常先进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显得是非常落后的一些习俗传统。比如说像新房吊死人这样的事件，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人说，这不就是一种封建迷信吗，那么法官们也会觉得，你看按理说我们现在都提倡科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什么一个房子吊死人就不能结婚了呢，实际上你肯定结婚也不会影响你的婚姻，也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后来记者当时就追问法官说，如果是你的儿子在那儿结婚你会怎么想呢？那个法官就有点儿含糊了，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说，但是我想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只能还是按照法律办事。也就是说，实际上就算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即使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在考虑这样问题的时候，民众的那种心理感情，它毕竟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抹杀完全无视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法制改革，确确实实改革的速度过快了。它跟西方在这个历史发展中，法治的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和循序渐进的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有的社会结构，比如我们那种村落人际关系都开始迅速地解体。我们原来的这种本来就不是特别健全的，我们中国没有宗教体系，我们原来的这种道德又在迅速地瓦解。所以被称为道德失范，闹得法律不得不介入到更多更多的道德领域，用法律来支撑道德的底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如果你过多地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那么就会造成民众对法律道德基础，感觉到法律缺乏道德基础。我个人感觉到，这些年由于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完善，规则越来越多，那么法官也好，学者也好，出现了一种法律的非道德化倾向。对很多很多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别，大家都采取那种就是认为应该可以忽视或者不用太多地去考虑道德评价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反而跟西方的司法传统是相差很远的。比如著名的大家都知道那年发生了一个在四川泸州发生了一个遗赠案。
这是一起轰动四川泸州的案子，对簿公堂的是两个女人，案件的起因是一份遗嘱。立遗嘱人叫黄永彬，而这场官司的原、被告分别是黄永彬的情人和妻子。在那份遗嘱中，黄永彬把自己能支配的所有财产，共计6万余元全部赠送给生前的情人张学英，也就是本案的原告。案由是被告蒋伦芳拒绝将死者的遗产交付原告。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有遗嘱的，要按照遗嘱的规定继承遗产。也就是说，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继承。由于张学英和黄永彬属非婚同居的关系，在当地百姓中普遍认为张学英无权获得这份遗产。2001年10月11日，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这一天，有1500多名泸州市民赶来旁听了这次庭审。那天，法院做出如下判决：
该遗嘱无效，死者遗产归被告所有。诉讼费2300元由原告承担。
一审判决赢得旁听群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法院认为，尽管从形式上来看，黄永彬所立的遗嘱是他真实意思的体现，并且遗嘱经过了公证。但是考虑到黄永彬是基于他与张学英的同居关系，才将遗产遗赠给张学英的，黄永彬的这种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因此法院认定这是一份无效的遗嘱。这个判决结果受到了泸州市民的普遍欢迎，但是法学界中，持否定态度的占主流。后来呢，这个案子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个台湾人，他在日本教法学，是日本的法学教授。他把这个案子就介绍到日本，并且做了一些分析。那么他当时举了一些日本法院类似的判例，我也看到了他给我寄来的这篇文章，他说实际上按照日本的和台湾的类似判例，像这种情况下，在一般原则上以公序良俗为由，认为这样的遗嘱无效或者遗赠行为无效是当然的。但是就个案而言，比如说假定说这个女方存在着特殊的困难或者确实有非婚生子女等等特殊问题，可以酌情考虑。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在这样的问题上，道德和法律并没有基本原则上的冲突，可是在我们国家却构成了这样明显的冲突，就是因为大家有一种法律的非道德化的倾向使我们对法律判决和道德之间相互契合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在随着我们的民法制订完成，将来可能会更多地掀起一个对法典的崇拜，对法条的崇拜这样的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更进一步加速我们法律非道德化的倾向呢？我觉得早一点提醒我们的法学同仁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改革，也导致了法律和社会之间的，较大的这种差距越发加大。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我们实行的民事诉讼，是一种非常简易化的，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特征的常识化的、简易化的、非职业化的这样一种司法程序。老百姓一般都是按照传统的观念，就是不管程序如何，最终的结果是判断法律是不是正义的，判决是不是公正的为标准。那么这种东西大家也都知道，随着我们越来越正规化，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我们将来逐渐地会使这种审判方式逐渐地淡化，甚至逐步地消失。当然它会在一些基层的派出法庭，基层法院的简易程序中还继续保留它的地位，但是整个的程序设计越来越像西方那种正规化的，程序正义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他的判断标准又仍然是那种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