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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在做手术那段时间，金星有个精神寄托，她说：“那是个中国人，是我爱上的第一个中国男人。”说到这，她又冲我摆摆手，不好意思地捂着嘴，“而且，你也认识他。”
金星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的时候，喊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名字。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意。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正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反而是金星，对这份情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管怎样，现在的金星，生活得很踏实。她收养了两个漂漂亮亮的孩子，在上海买了一所老房子，屋里摆满了中式的老家具，一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样子。
一个女人，仅仅为了做回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而她，始终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承受过的所有困难挫折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郎平
郎平掏出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要遭遇挫折呢？
知情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感情是被“忙丢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举办10周年聚会，我和文涛主持了那次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少年时代崇拜的女排队员，激动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郎平。她穿着一身国家队运动服，没有任何修饰的短发直直地披在耳边，人很瘦，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和女排比赛时凝神坐在场边的她不太一样。
再见郎平是时隔4年后的2002年8月，郎平做客《鲁豫有约》，采访地点选在北京友谊商店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我猜，餐馆老板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白天不做生意，把地方腾给我们拍节目，多半是因为郎平。
4年没见，郎平瘦了，时髦了，年轻了。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衬衫，长到肩头的直发用卡子别在耳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充满了朝气。我说她看起来特别健康，哪像当国家队教练那会，气色差得令人担心。郎平一边点头，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一张是郎平回国执教前拍的，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另一张是一年半后，她结束国家队教练生涯之前的照片，人瘦得两个眼睛都凹了进去。我笑她：“这可以给减肥产品做广告用，减肥前和减肥后。”
离开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后，郎平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家俱乐队执教。那儿的收入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她可以更多地陪伴女儿白浪。只是近年来意大利经济不好，她所在的俱乐部也面临着财政困境，郎平去年一年的工资还拖着没发。
“他们要是不把欠我的钱还我，明年我就不和他们签约了。”郎平轻描淡写地说。
我有预感，她生命中关于排球的一章就要翻过去了，今后，她将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能谈谈你的感情生活吗？”我暗暗地希望郎平能告诉我，和白帆的婚姻结束后，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没有。”郎平回答得很干脆。
“爱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太出色、太成功了。”我心里有些发毛，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是要遭遇挫折呢？
“是挺难的，他得比我大吧，得比我成熟，还得比我高！”郎平一脸认真。
“你要求太多了吧，别的好说，要个子比你高的，上哪儿找啊！”我们俩都乐了。
郎平曾经有一个身高196米的美国男朋友，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特别喜欢体育。可惜，这段感情没能开花结果。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情是被“忙丢了”。
当时，郎平义无返顾地回国接下了已经走下坡路的中国女排，她和“196米”因此分隔两地。一份本来有可能瓜熟蒂落的感情就这么没了。
也许是过去了一段时间的原因，郎平看得很开，倒是我还有些耿耿于怀：
“可是，他怎么就不能等呢？”
“他有他的想法。不过，他如果不能等的话，也就算了。”
在采访间歇，我和郎平说了不少悄悄话。因为是悄悄话，所以不适合播出，也不适合发表。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像郎平这么出色的人，一定会有美满的归宿，也许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绝对光明。
郎平在北京从不逛街，因为还不够别人看她的呢。我笑她：
“谁让你这么高，到哪都没处躲没处藏的。”
“可不是吗？不光站着，连躺着都有人认识。前几天我在天坛医院作了个小手术，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戴着帽子，身上盖着被子，就这样，走廊上还有好几个病人，都打着点滴呢，举着吊瓶指着我大叫：‘看，郎平！’”
我能想象那个场面，换了是我，也会兴奋地指指点点：“快看呐，是郎平！”
采访结束后，郎平惊喜地发现餐馆里有哈根达斯冰激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边吃边期待地问我：“你也来一个吧！”那样子，就像中学时两个要好的女生互相怂恿着吃零食一样。于是，我也要了个草莓口味的，和郎平面对面坐着，吃冰激凌。
郎平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说来很怪，我是一个和人交往相当慢热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让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的有关感情的事告诉了她。
对郎平的访问，我表现得十分感性，尤其在节目的结尾，我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郎平真是个好人。”这个评价很主观，很自我，但我自信，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看法，因为郎平的勇气、毅力和无私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们。
廖静文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但是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情感经历。
在一次外出的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余光，我看见樊庆元和吴穷都在擦眼睛。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我被这样一份伟大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毛阿敏
“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毛阿敏的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
毛阿敏
《鲁豫有约》的第一位嘉宾是毛阿敏。
开节目策划会的时候，樊庆元和阿忆建议应该围绕毛阿敏备受关注的几件事：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来反映她光彩夺目又充满坎坷的演艺生涯。
而我，忽然害怕，想要临阵脱逃。
按照惯常的访谈模式，我应该充满期待地问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吗？刚拍完的MTV，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变，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
这样的谈话一定不精彩，但至少宾主能言谈甚欢。可是，我却要一路追着去寻问她曾经的伤痛。这让我很苦恼并且不情愿：“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实，嘉宾能承受吗？观众能承受吗？”
采访前两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关于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1、阅读大量有关被访者的资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里。
2、和工作人员商量访问重点。
3、事先绝不和嘉宾见面、通话，保持彼此的新鲜感。
4、不准备提纲，但开场白一定要想好，它将决定谈话的基调和气氛。
我和毛阿敏的对话地点是在北京学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时间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后一直捧着杯热茶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这场访问该如何开始。这时，酒吧外站着3个冻得哆里哆嗦的女中学生，她们是毛阿敏的歌迷。樊庆元怜香惜玉，几次出去请她们进来暖和暖和，女孩们就是不肯。
一小时后，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下摆翘翘的，很别致。脖子上围着一条“上海滩”的桃红色长围巾，牛仔裤，山羊皮的皮靴，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你好。”她进门后冲我笑笑，眼神显得害羞而无助。
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困难之处在于，我有心理障碍。
“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但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我对毛阿敏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