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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
章含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这期节目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和章含之结缘是在1992年。
那时我家附近真武庙二条的马路边，总有人推着平板三轮车卖畅销书。周末从广院回家，我总会在书摊前流连一阵。
一天，我在满满一车三毛、金庸的书中看到了章含之写的《十年风雨情》。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章士钊的女儿、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吸引我立刻掏钱买书的原因，是书中章含之年轻时的照片。她梳着短短的直发，穿着白布衬衫，眼睛大大的，眼神里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光芒。
“这个女人太美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美丽所震撼。
那天，我交了钱，然后捧着章含之的书在马路边读了好久。那一刻，我根本想不到10年后，我将坐在她的面前，听她回忆和乔冠华的爱情。
2001年11月，我和刘春、樊庆元开始筹备《鲁豫有约》。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了一个华美的圣诞晚会，见到了不少谈吐优雅、赏心悦目的俊男靓女。在嘉宾名单上，我看到了洪晃的名字，这让我着实兴奋，差点冲动地跑到她面前说：“我想请你的妈妈——章含之女士上我的节目，可以吗？”只是，我虽然久闻洪晃大名，却并不认识她。
当晚的女主人是张欣，我很想请她介绍我和洪晃认识，可是，我一直被人拉着聊天、拍照，她也满场飞似的尽着地主之谊，直到晚宴开始，我们也没机会说话。
我有个不太淑女的特点，一旦心里有了事，人就如坐针毡似地踏实不下来。我勉强吃完第一道菜，盘子刚一撤走，我就跑出宴会大厅给《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樊庆元打电话。
“我想采访章含之，你觉得怎么样？”
“好好好好好。”樊庆元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好。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樊庆元很挑剔，通常我提出10个采访对象的名字，会被他灭掉9个。而对章含之，我们却是一致地推崇。
那天晚上我没能结识洪晃，但樊庆元神通广大，自己找到了章含之。
4个月后，我终于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含之的家中见到了她。
章含之也许没看出来，和她握手、叫她章老师的时候，我的表情活像追星族见到了偶像。
章含之个子很高，起码170米。一头灰白的短发，烫过，微微地卷着。她的脸还是很耐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她的家是怀旧的现代都市人的美梦。一座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正房的回廊上吊着一排红灯笼，院子很大，足有100平米，扫得干干净净，种着两棵果树。客厅里极其随意地摆满了珍贵的老家具：条案、书橱、太师椅。漫不经心里透出了大气，完全没有以中式风格布置家居时常见的拘谨和刻意。
“我常在家里请客。去年中秋节，我在家摆了Buffet（自助餐），还请了乐队演奏民乐，不少外国驻华使节都来了，大家一起在院子里赏月。”章含之一边为我们冲咖啡，一边介绍着她的小院。
“我们家刚拍完电影，宁瀛的戏，讲4个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刘索拉、洪晃她们是主角。我呢，免费提供场地、吃的、喝的，还被她们硬拉上在戏里客串了女管家，就像电影《Rebecca》（蝴蝶梦）里的女管家一样，阴森森的。”章含之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单词，发音标准，听起来舒服、自然。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我预料到谈起往事她会难过，但却没想到，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少女时代的章含之喜欢看《简爱》，更憧憬着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那种爱情。
我说：“你和老乔之间的感情就像简爱和罗切斯特。”
“是，这本书真的是蛮害我的，简爱跟罗切斯特后来就变成我和乔冠华了。”
章含之和乔冠华1971年相识，1973年12月结婚，短暂的10年婚姻生活中，两人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我们10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那一年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政治上的事情，从我们两个人来说，最好是没有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跟政治整个地搅在了一起。所以，1974年的那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我们在饭厅里，吃完饭往外走，走下台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我说：‘有一天我丢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这么搀着我。’”章含之泪如雨下。
“天哪，又是《简爱》！”
我和章含之聊了4个小时，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了又流。
编导为章含之这期节目起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寒春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著。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男的叫阳早，女的叫寒春，他们住在北京郊区，养奶牛。当时我想，没准我喝的牛奶就来自他们的农场呢。20年后，2002年的春天，我来到阳早和寒春位于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个人在家。
那天，北京正刮着沙尘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风沙中显得安静极了。一走进院门，我就闻到一股菜香、烟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冬天最冷的时候，家里不常常开窗，时间久了，屋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味道。
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平顶砖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间，门前是一个细长的过道，摆着两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
寒春的院门从来不上锁，房门我看了，倒是挂了把铜锁，可钥匙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搁在窗台上。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80多岁了。她头发花白，驼背，头上永远戴一顶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蓝色干部帽。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埋头喝棒茬粥，灰兰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挡着，只有身上一件大红衬衫才显出一点美国老太太的样子。
寒春看到我，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热情或拘谨。她抬起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就接着喝她的粥。
她的家很乱，到处都灰蒙蒙的，好像平常没人打扫。屋子里的陈设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因陋就简也许更恰当。她的书桌就是两堆砖头，上面再铺一块木板，感觉用脚一踹就会塌的。所有的家具都来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电。电视开着，老太太在看新闻，她看的是BBC。
“怎么不换张桌子呢？”我很好奇。
“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点不高兴。
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
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
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屠杀，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是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
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
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
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
张海迪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
我问：“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来没想过放弃吗？”
海迪说：“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
第一次见到张海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