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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足以引起军方的警觉。撤销国防口，由国务院单独执掌国防工业各部，军队需要什么，就订货嘛！后来的体制变更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一支军队，当它离开了武器装备的支持，会是什么呢？难道真像赫鲁晓夫讥讽的那样：“民兵算什么？在核大战中，它只是堆肉！”
杨尚昆，他何尝不明白，武器装备可是军队战斗力的硬件啊！而这一摊，建制复杂，经费奇缺，加上“文革”十年的折腾，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军队战斗力攀升最难逾越的障碍。
如果军队放弃对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听任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那将会是什么状况呢？当然，谁都会说，你放心，我们保证军品优先。对这种空头支票，能信吗？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老九不能走！”张爱萍这个军方派出的死硬派人物，留在国务院，继续执掌国防工业大军，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上述这些分析，是从体制的角度看待个人存在的意义。我想，凭父亲的思想方法，他是不会想到的。他很简单，是个直线思维的人。一定要我干，我就干出个样子；不要我干了，我就休息，颐养天年。
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说，给我们这个会起个名字吧。按过去叫军委办公会议，不是太确切了。小平同志说，老帅们都还在，你们这几个就叫秘书长、副秘书长吧。过去也叫过军委常委会，但军委这次取消了常委，这个名字也不好叫了。父亲说，可以仿照国务院，叫军委常务会议。杨说，好，就这么定。
父亲仍然是负责全军的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另加了外事。
杨最后说，既然中央把军队交给了我们5个人了，谁都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一起再干5年，到1987年，我们5人共进退。这就是被广为流传的五人共进退的约定。
父亲回忆时说：“日常工作是我们五个人研究，几个元帅不来，但他们的秘书都列席，便于及时沟通。会后一般是杨去邓那里汇报，遇到重要的专项问题，讲不清楚的，分管的同志也一起去。”
1982年11月19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队。空军主战机型落后，海军作战舰艇滞留在中小型上，现代战场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都处于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仍是薄弱环节，严重地拖了各型号武器的后腿。就连相对占优势的步兵常规武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从60年代的旗鼓相当、略占优势，到现在已呈现出落伍状态。更为让人挠头的是，原有的武器装备相继进入了更新期，补不抵退。由于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急剧上涨不说，老化失修，事故频出日趋严重。工程建设经费的保障不足，使军用机场、码头失修；征地赔偿费的增加，使部队实装实弹的训练减少；油料、备件的短缺，使飞行、舰艇、装甲部队难以行动……
与此相反，国际军事领域的发展却呈突破态势。美苏正在加速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更新速度，增强高科技的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中东、马岛作战，空地一体的现代战争的理念已初见端倪。难道以马队、长矛对付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历史还要重演吗？
父亲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再困难的局面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
1982年父亲向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16字方针。
其实，有两个16字方针。
第一个16字方针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这一条知道的人不多，限于国防科工委机关和总参装备部等领率部门。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父亲的原话是“以军为主”，上报中央后，邓小平改为“军品优先”。这四个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它最终导致了军工产业后来的走向。
如果说，第一个方针是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针就是手段、是保障；或者说，一是压缩调整；二是广开财路，一句话：开源节流。
父亲去世后，曾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我们自诩不做军火商，现在看来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开展军品贸易是不行了。为了开创军事科技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张爱萍同志让我负责外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军品贸易；一是突破苏美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爱萍同志向我强调三条：“出售武器，是为了增强发展中国家自卫能力的，绝不要掺和到有武装冲突的国家中去；在军品贸易中一定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注：伍绍祖《忆我的工作老师——张爱萍》）
当年，这个清华核物理系的研究生出身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年轻气盛。他骄傲地说：是我们国防工业“率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二、三、四、五、六、七、八机部，分别成立了公司。中国新时代公司、中国燕山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父亲规定，国防工业口的公司，必须统一领导，军品贸易的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军工，统一安排，不得留成。这几个中国字头的公司一挂牌，立即引起了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震动。很快就与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民间厂商进行了军品贸易。
国防科工委又出新招，在北京举办了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中国馆展出武器装备实物300多种。
父亲说，光产品不行，技术也是资源。于是在深圳首次举办了以军转民技术为内容和以外商为主要用户的“中国深圳技术交易会”，为军用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迈开了第一步。两年后，卫星搭载、为国外发射卫星和武器装备改装成为世界的亮点。
开始，国防工业各部还仅仅是搞些小产品，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最突出的是轻骑摩托车，年产量占了全国的80％。父亲说，不错，但属小打小闹！
于是第二波出台了。核工业系统的微型反应堆、核医学仪器设备；航天部的卫星通信、卫星遥感、机器人；兵器部的矿山采掘、石油钻探、大型载重汽车……
军工部门为轻工、纺织、食品、医疗等系统提供技术设备12万套。民品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机电出口的10％。
父亲说，还要广开思路。
国防工业部门开始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设备的研制和技术攻关。电子对撞机超真空室、主漂移室的工程都见到了航空、航天的影子。
中国的民用飞机也出台了。运5、运11、运12、运7、运8，直5、直9，还有蜜蜂、蜻蜓超轻型农用机。
国防工业在汽车领域也挤了进去。微型车占了全国的一半。摩托车占了60％，铁路敞车已达5000辆。
“六五”期间，国防工业系统一跃成为国家创汇的大鳄。赵紫阳说，真没想到，国防工业几个部居然排居第三，仅次于能源和旅游。这也不奇怪，当时选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许多领导人不少来自下面或基层，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又极端保密。父亲说，组织些活动，请他们都来看看我们的实力，或许对今后做决策会有帮助。于是就陆续有了杨村的空军飞行表演；坦克师“59－改”的实弹射击；以及北郊卫星地面站的远程控制……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委都被请来参观，尤其是几个偏于保守和自诩老大的部委，更是在邀请之列。
当大批的银子滚滚而进时，国防工业这棵枯萎的大树，开始复苏了。
1977年，他应叶帅要求出山时，曾立过誓言，要在三个领域突破。洲际导弹成功了，水下发射的固体导弹成功了，现在就要看这第三下了。
假设我们从太空中俯瞰地球，在距地表36000公里的冥冥之中，有一条环绕地球的无形轨道，它与地球的赤道平面相重合。卫星在这条轨道上飞行，将会与地球自转的周期（23小时56分4秒）相同步，它就像似一盏高悬的明灯，静静地挂在头顶的夜空，向人们传递着每晚的电视画面。科学家们赋予了它一个名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静止卫星。父亲要浪漫得多，他是用诗的语言说话：“玉宇明灯高挂。”
当然，现实就没有那么浪漫了。首先，运载火箭要把卫星连同自己的第三级火箭送入100～200公里高的圆形轨道上，在这个被称为是停泊轨道的地方休整调节一下；然后第三级火箭点火，把卫星再送入离赤道36000公里的被称为是转移轨道的位置上。这就是卫星要到的高度了。但它待不住，强大的地球引力将它硬拉了回来，它以巨大的速度冲回地球，在离地面200公里时绕过地球后，又重新冲向36000公里的高空。这时发动机再一次打开，但这次不是向后，而是向翼侧喷火，卫星获得了新的速度，克服了地球的引力，于是它在36000公里的准静止轨道上，环绕地球，与地球同步运动了。这时地面开始对它控制引导，经过一段时间飘移，最终定点在预定位置上，东经125°。
完成这个三级跳，前后要历时10多天，飞行60万公里。可以想见，没有高超的火箭技术和遥测控制技术，是玩不转的。它可以被称作是卫星发射领域的巨无霸了。因为卫星要静止地呆在赤道上空，所以发射场要尽量靠近赤道。为了实现这个飞天梦，很早以前，父亲就撇开了现成的太原和酒泉发射基地，着手在西昌建立发射中心。正如法国选在赤道附近的法属圭亚那而不在法国本土。
卫星发射定在1984年1月。从1983年下半年起，随着时间的临近，这颗卫星就成为我们家餐桌上最热门的话题了。我不是搞科研的，上面提供给读者的关于卫星发射过程的解释，全是听父亲讲的。他也不是专家，只能用他自己理解的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写这本书时，我曾想核对一下，以免有误出洋相，后来一想，没这个必要，反正发射成功了，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转述好了，这样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