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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华早就预料到宁王必反，曾在上虞的龙溪买了地方，准备避难。听到乱起的消息时，说阳明已被害。有人劝王华去龙溪，华说，我当初是为老母作准备，老母已不在，我儿若不幸遇害，我何所逃乎天地间？并告诫家人镇静。等阳明倡义，有人说宁王必派人来捣乱，劝华躲避，华说我要年青，就去杀敌去了，现在，咱们只有共同守备以防奸乱。乡人见华宴然如平居，人心安定。 后来，正德南巡，奸党诬陷阳明，危疑汹汹，旦夕不可测。当地的小人乘机作乱，来家里登记财产牲畜，像即将要抄家似的。姻族皆震恐，不知怎么办好。华平静如常，日休田野间，但告诫家人谨出入，慎言语。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次年二月十二日，朝廷追封三代的正式通知下达，他让阳明弟兄赶紧到门口迎接，说不可废礼，听到全部仪式完毕，他偃然瞑目而逝，享年七十七岁。
阳明诫家人勿哭，抓紧换新衣服，将内外各种发送的东西准备齐全，才举哀。他则一恸绝。这给人一种计划性太强的感觉，并不自然，与阮籍那个一恸而绝纯本性情不同，他则初是一本礼法，而礼法是讲究节哀的，又与一恸而绝相出入。准备齐全是顾全大局，一恸而绝是一本性情。这两种方向集于一身，正是阳明的特色。
这回可帮了阁臣的大忙，阳明必须按规矩在家呆三年。这三年足够他们消除阳明成功加给他们的不利影响了。他将阳明的战役总结报告作了删削，又有人弹劾王学为伪学，建议朝廷禁止王学的传播。
阳明上书，辞去官方荣誉，原因是：“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同时赏赐一起立了功的。但他的建议、抗议都等于零。七月十九日，吏部下文，不准辞。他又上书，要求普降龙恩，抗议他们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削其绩，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而实使退闲，或罢官或入狱。当时都是冒着杀族灭家的危险起的义兵，这样对待他们，以后国家再有危难，谁来献身？这种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的做法，只能凉透人心。
阳明这种襟怀坦白的气度，叫做“尧、舜有天下而不与的气象”。
他跟学生说：圣人不是不要功业气节，只是依循着天理，该讲究功业时就得讲究。循着天理便是道，便不叫功业气节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他现在争个公道，是符合天理的。也的确是符合天理的。若不争便是假道学了。
他常跟学生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
他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以上均见《传习录》下」
６．人有虚灵 方有良知
他则刚因一恸而绝，再加上朝廷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刺激他。他心劳力悴，大事已了，顶不住劲了，终于卧床躺倒。他诚恳地写了个“揭帖”：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见；或 不得已而见，亦不敢哟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训， 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 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荧炬之微也，不亦缪乎？
除了他确实病着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有的御史、给事受阁臣的指使，提议禁锢王学，阳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够平静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愿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认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随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谓道，过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当然，他也并不总病着，心情也在改变。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学生，使他不忍辜负，而且薪尽火传全靠学生，他现在的事业也就是教学了。教学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这种求根本的独创性心灵学问，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学术”水平便有多么高。张嘴就是，不用搬书本，更不用讲知识，只是促进学生自身的正确理解，就是让学生的体验日见“精明”，调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
有的学生太衿持，阳明则说这是毛病，因为“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随便直率，阳明又说是毛病－－“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有的学生作文送别朋友，觉得这种做法有问题，一是作文时费心思，二是过了一两天后还想着，就请教该怎么办？王说：“文字思索益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则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有的作诗送人，王看过说：“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亦非修辞立诚矣。”
宋儒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虽知亦问，敬谨之至。”阳明说不对，“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礼乐的本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一问即知而已。
他不主张强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良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浇一个小芽，便浇坏了它。
有人问：“您说读书只是调摄此心，但总有一些意思牵引出来，不知怎么克服。”王说，“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尔。”“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说完这一套，他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所谓虚灵不昧正是指这种超越的能力。这个超越的本源在哪里？既在玄虚的形而上又在确实的心性中。用阳明的话说，则是“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做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
可惜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不知道什么上帝是所有实存世界的制造者、价值发射者那一大套教义，他若知道一定说，我的良知就是那个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类伦理的根据。他只能说些小说家言的话：“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药可代？”－－大可以与马克思描绘的到了共产主义人性复归之后的自由美感等量齐观。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关于虚、无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体论。“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一些意思在。”
所以，可以理解他说“善恶只是一物”到底要干什么了。就是要用括号括去所有的陈见，从而干掉所有的支离、外道的学说－－无论是汉学，还是理学，都是人为配置的话语，都只能见汉儒宋儒，而不能见圣道本身。我这个心学就是为了绕开那些东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的“在”是上帝的别名，阳明的这个“在”是说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这一点上，他能与马丁．路德说到一起去。
应该承认，阳明在努力论证“无”高于有时，更多地运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阳明马上就会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么“与”呀“和”呀的就是分为二了。就支离了，上邪路了。
找不到无，就找不到有。
７．简易直接 起死回生
怎样才能找到虚灵的“无”呢？靠复杂的知识学是只能越找越糊涂，这叫做为学日彰，为道日损。只有简易的实践学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这与西方远心的哲学却成对比。自然阳明针对的不是西学，而是儒学内部的经学和理学。《易经》并举了穷理与尽性；《书经》并举了惟精与惟一；《论语》并举了博文与约礼；《孟子》并举了详说与反约、知言与养气；《中庸》并举了尊德性与道问学。阳明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对子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心既不能与物对立，更不能别个心对立，谁还在对立状态谁就还在圣学的门外。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他跟同学们说：“我与诸公纸知格物，日日是如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公听我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
寻找虚灵本体，须于不可见的世界多下功夫，相对于不可见的世界，我们的可见之物微不足道。一个学生用佛门公案来问“见性”问题：佛伸手，问众见否？众曰见。佛缩手于袖，问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学生不解其义。阳明说：“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关键是你的见性，你能发挥见性即使是盲人也能知道有手在。能见不能见不在目力而在心力。他觉得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不能以外在的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