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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人能够接受。
人们发现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其精致程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进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位的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二级爵位的上造只能吃粗米一斗，也有菜羹一盘，并供应盐二十二分之二升。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由军功而划分的等级森严，也让普通士兵产生了无止境的求爵欲望。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可以理解了。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
《战国策》上说，秦国的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就好像饿狼碰见食物一样。对于秦人来说战争意味着美味、豪宅，甚至是娇妻。
在兵马俑坑里有这样一些士兵，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兵器，却不穿一丝铠甲。在整个地下军团中，他们显得十分特殊。这队士兵究竟是什么身份？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时，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在商鞅的著作中，军功授爵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制定了最为丰厚的奖赏，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商鞅所谓的“陷队之士”。
2000多年前的秦国，想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他们的历史有关。
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
当时一个著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鸡蛋碰石头。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在说客绘声绘色的叙述当中，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栗。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战争即将开始。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加官进爵。在这种时刻，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
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这大概与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
再来看那些不戴头盔、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因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进爵。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
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或许是全军的规定，也可能是士兵的自觉行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还只能进行推测。
秦人的军功爵位等级的规定是战国列强中最复杂的，商鞅制定的军功爵位由低到高整整有20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军衔是军人荣誉的象征，使用军衔是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军队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2000多年前的秦军是否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军衔制呢？
军衔必须是可以识别的，仔细观察这支2000多年前的军队，他们的发式、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跟军衔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考古学家们在寻找合理的解释。
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椎髻。一些身穿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辫，贴在脑后，大量的步兵则戴着那种麻布做的尖顶圆帽。从他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士兵装束和发式的不同，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应该是爵位级别的标志。
专家推测，这些梳椎髻、穿便装的弩兵，很可能拥有一级爵位，他们是爵位最低的公士。身穿铠甲、梳着发辫或戴着圆帽的步兵应该是二级爵，他们的名称是上造。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公士和上造占了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普通士兵构成了秦军的主体。
在两道隔墙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纵队，那个胳膊前伸，手握缰绳的是驾御战车的御手。在兵马俑坑，所有的御手无一例外都戴着板状的牛皮帽子，铠甲也比普通战士的精致。在战场上，御手直接主宰一辆战车的安全，他们的位置很关键。
兵马俑坑发现以后，考古学家袁仲一曾提出了一个想法，一辆战车的指挥官，应该是御手，而不是像过去说的车左或车右。
参照史书记载，御手的爵位至少在三级以上，他们很可能就是秦军中最基层的军官，御手的权力是主管一辆战车。仅仅一辆战车还无法构成一个作战单位，统领整个纵队的指挥官又是哪一个呢？
在陶俑群中一个军官双手按剑、气势威严，帽子的形状十分独特。他的铠甲是所有陶俑中最精致的，甲片细小而规整。前胸和后背都有花结，这种花结的作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军官的肩章。专家考证，这样的军官应该是都尉，爵位大致在七、八级左右，他至少掌管一个纵队。
介于都尉和御手之间的还有一种军官，他戴的也是板帽，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棱。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
关于秦军的内部编制，兵马俑揭开的谜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在世界军事史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体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它诸侯国的军队。
有专家认为，兵马俑是按照秦京师军的原型制作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按照道理，这里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可考古人员发现：俑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只是一个都尉，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象征着秦国军队的这个军团怎么会没有统帅呢？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开始接掌秦国的大权。在庄严的咸阳宫中，为他举行了加冕的典礼。嬴政在13岁的时候继承了王位，但由于年龄太小，国家大事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加冕典礼是一种权力交接的仪式，从此，秦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在皇宫外面，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却乘机开始了。一个叫嫪毐的人带着自己的人马，冲进咸阳宫。他想铤而走险，夺取权力。
阴谋并没有得逞，叛乱以失败而告终，嫪毐被处以极刑。司马迁记载：这次武装反叛仅仅斩首了几百人。图谋造反的嫪毐没有取得军队的支持，参加叛乱的只是几千个亲信而已，他们很快就被一网打尽。
嫪毐的权势仅次于国君，位居20级爵位的顶峰。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国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度都由嫪毐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无法调动军队，嫪毐企图用国君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但印章根本不管用。在秦国，军队的调动大权归谁呢？
当时调动军队必须要用虎符作为凭证。虎符传说是西周时期的姜太公所发明的，是君主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其外形呈虎的形状，所以称为“虎符”，也被称作“兵符”。
1973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青铜虎符被称为“杜虎符”，是左半个虎符，符有错金铭文40个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也。”
战国晚期秦的新郪虎符，其错金铭文也是40个字：“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
这两个虎符的出土证实，史书中关于秦国法律的记载是可信的。秦律规定：除了战争时期，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持有虎符。根据杜虎符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军情非常紧急，发出烽火的警讯，统兵的将领不必等待符的两半相合，可以立即调兵采取军事行动。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的归统兵之将，右边的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虎符是军队指挥权的标志，它使所有的秦军都控制在国君一人手里。
根据合理的推测，秦国国君应该有无数个虎符。得知叛乱的消息，秦始皇迅速调集了大批的御林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反叛。由于无法窃取虎符，谋反的嫪毐就根本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失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作为秦国军队的象征，兵马俑只能有一个最高统帅，那个人就是秦始皇。离兵马俑坑1公里左右，伟大的秦始皇就安葬在那个巨大的土堆下。
强大的秦军仅听命于一个人的调遣，这是秦军的幸运，秦军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了中国。或许，这又是秦军的不幸。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支伟大的军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秦的军用高速公路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都城咸阳到北部边疆，过去没有多少道路，只有在两地之间取其捷径，才能使军队和粮草在战时快速地抵达北部边疆，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至今人迹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山上用黄土夯筑的，夯得非常结实。让现代人也着实为之惊叹。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的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最终勘测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