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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烟的诞生
解决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
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中华烟草公司。根据上级要求，我们承担了生产“最好卷烟品牌”的任务。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中华牌”卷烟的研制。当时接受任务是以中华公司厂务科王承翰科长为主，朱尊权（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原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和丁瑞康承担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曹达（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搞工艺的同志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并做了一个无牌的样烟。做样烟时，为了安全起见，搞工艺的同志连着两天两夜都在厂里，由大东南烟厂的老板张春申提供美国烟叶ａａB。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于是，我们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有了“中华”这个好名字后，我们就在解放日报上登报征集商标图案，并委托华商广告公司的丁浩负责代理。记得当时只花了100元钱（人民币）。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个商标最好，那时的商标正面是天安门城楼，深红全底加上五颗金色五角星，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连结，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
“中华”烟的研制
1951年，“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投入生产，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后，生产“中华牌”卷烟的任务就转给设备较先进的上烟二厂（即现在的上海卷烟厂），掌握配方任务就由乐宗韶和朱尊权承担。以后朱尊权调入部属烟草工业研究室，则负责“中华牌”卷烟质量的任务又落在乐宗韶和刘崇阳身上。
“中华牌”卷烟原配方中所用美国烟叶比重较大，这些都是过去进口库存的陈烟，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不可能继续进口美国烟叶，因而库存浙少，如何继续生产成为最主要和紧迫的问题。显然，以国产烟叶代替进口烟叶是唯一的出路。
为此，我们进一步研究各种进口烟叶的香味特征，并与国产各地方等级烟叶的香味品质作比较。研究认为，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供应量较充足，问题不大；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可部分代替。此外，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河南邓县的烤烟（当时称邓炕）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问题是数量有限，只能少量使用。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
利用这些烟叶的适当调配，结合选叶、退梗、人工发酵处理等技术措施，逐步减少了美国烟叶的用量，并一度实现了完全用国产烟叶生产“中华牌”卷烟，解决了原料的供应问题。
应当说明，当时“中华牌”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1954年食品工业部曾派工作组专门赴上海检查“中华牌”卷烟质量，规定“中华牌”卷烟配方如有较大的变动，必须经部里批准，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华牌”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早期中华烟原料的采购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上海就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上海对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产品采购部、商业部、轻工业部等等。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计划完成不好，我们上海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向有关部去汇报，要求督促、支持，尤其是上等烟叶做中华的原料计划，请示汇报更多、更勤。在主管部门感到为难时，也不得不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因为一旦影响中华牌香烟的计划完成，牵涉到特需、礼品烟的供应就成大事了。国务院的办法就是开出介绍信，凭国务院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产区因有国务院的介绍信也不得不作最大努力抓集中，抓复烤，抓调运，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去完成调上海的计划。
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当年一般仅10％左右，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上等烟紧张，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省公司知道后，责成必须追回，调给上海，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
生产“中华”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刚开始生产时，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后用国产烟叶替代，质量不够上乘。1954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就“中华”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使用了许昌、山东、福建、贵州等烟叶（从一、二级烟叶中选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规定，上述地区的一、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以确保“中华”烟的生产量。同时规定，“中华”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调整配方结构须得到批准。
由于“中华”烟原料数量较少，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不超过一万箱（根据原料数量而定）。大跃进年代，原料更是匮乏，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同时，开始人工挑叶（解把挑叶）。“文化大革命”前，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文化大革命”中，原料供应发生困难，“中华”烟每年生产一些，但数量甚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美国、泰国、津巴布韦等），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
在制丝工艺上，“中华”烟叶原料不在真空回潮机上加湿还潮，而打开烟包后在蒸叶车上加湿还潮，提高烟叶的还软性；在抽梗机上人工抽去烟梗后，烟梗降级使用于其他卷烟产品（在“中华”烟中不使用烟梗）。在卷烟工艺上，指定专用卷烟机，卷烟车速减慢（600～700支／分），卷烟纸采用杭州华丰造纸厂生产的全麻卷烟纸，同时指定生产企业必须使用浙江剑桥麻。在包装工艺上，原先全部采用手工包装，后采用联合包装机包装卷烟，特殊规格仍采用手工包装（扁盒、听装等）。在当时设备、工艺等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靠“质量第一”的思想，道道工序严格把关，“中华”烟无论是内在质量还是外观质量，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中华烟配方精益求精
“中华”牌始创于50年代初，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上海保“中华”烟的形势和“中华”产量较少的事实，使得“中华”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难度不在配方，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中华”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确保了“中华”烟的内在质量。
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烟厂技改的进行，国外的先进设备不断引进，工艺设备上小改小革的不断涌现，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精度不断提高，工艺问题得以解决，但随之带来的是配方上难度加大，原因有二：其一是逐年提升的“中华”烟产量给配方原料的供给带来了压力；其二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上海烟草采购上等烟越来越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烟叶品种K326以其高产、抗虫害、抗气候能力强等优点，激起了广大烟农的种植热情，但此种品种种出的烟叶有一特性，即香气浓、劲头大，不适应“中华”烟的配方要求。二是由于各家烟厂都想在卷烟销售市场寻得一席之地，故而对上等烟叶的抢购日趋白热化，适用于“中华”烟的上等烟采购更是举步维艰。针对严峻局面，1993至1994年“中华”烟配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的配方小组首先对配方体系进行了变动，由原来的少地区、少等级、大比例的配方模式向多地区、多等级、小比例的配方模式转变，以期降低由于原料短缺给产品带来的风险。其次，（集团）公司加大了基地的建设力度。基地由原来的河南、云南、贵州、山东四省逐步扩充至四川、福建、湖南、东北、拓展了“中华”烟叶原料的来源渠道。另外，为节约烟叶资源，配方小组对“中华”牌的配方进行了调整，并辅之于重新调制后的香精，使“中华”牌卷烟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同时使产品原料的瓶颈现象得以缓解。当然，对“中华”烟配方的每一次调整，无论大与小，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论证和反复的试验。可以讲，为了保证“中华”烟的产品质量，公司上下是不遗余力的，类似“中华”烟挑叶、普查和单料烟评吸等工作内容长期以来从未间断过。
“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
卷烟是特殊消费品，“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体现得尤为深刻，颇值得回忆。一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华”牌卷烟是我国政府用于招待中外宾客的指定牌号，外交部门每年向上海卷烟厂定购一批“中华”牌卷烟，主要规格是五十支听装和二十支软包装，既用于国内接待又分发到中国驻外使馆招待来宾。为了运输方便并确保“中华”牌卷烟品质及口感，包装要求特别讲究，如“中华”牌软包每十条用镀锌铁盒密封抽氧真空，每十只铁盒套装木箱用铁皮紧固，供驻外使馆使用一年。二是“中华”牌卷烟出口始于1954年，受到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喜爱，最早的客户是香港德信行和澳门信中行，六七十年代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中华”牌卷烟也是供不应求，到目前为止“中华”牌卷烟出口份额仍占国内出口卷烟首位。三是“中华”特制听装卷烟曾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欧国家领导人，每年一千听。四是1968年起中国民航总局向上海卷烟厂定制硬盒十支装与硬盒五支装“中华”烟作为乘坐中国民航航班纪念品，赠送给中外乘客，1978年终止，历时十一年。五是“中华”牌卷烟长期作为特供商品进入外轮供应公司、友谊商店和华侨商店。由于“中华”烟生产数量有限，市场上难以买到，外宾、华侨与海员在国内购买“中华”牌卷烟需用外币或外汇到外轮友谊或华侨商店购买，被称为特供卷烟。直至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特供卷烟纳入省市计划才逐渐淡化。
中华烟价格是最高的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享誉神州，是因为曾作为“国烟”被周总理在国宴上招待来自五大洲的贵宾。尤其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年期间，“中华”牌卷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当时产量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