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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党来说，自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后，接着在七月廿二日李鸿章也被撤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内务府的臣子们环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诉皇帝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行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并拟了一个请太后训政的奏折给荣禄看，荣禄很赞成，并给庆亲王奕劻看，奕劻也赞成，并和李连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恳请她老人家亲政。慈禧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不过政变的酝酿已经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绪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间，康有为请开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离南书房很近）设顾问官，王照也作此请求。光绪命谭嗣同参考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的先例来草拟上谕，在七月廿八日把这道上谕持往颐和园请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光绪知道他的处境很恶劣，而守旧派又把慈禧包围得很紧，他们母子之间本来已经很淡漠的关系，至此到了濒于破裂的阶段。这种局面之下，光绪实在是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劳，因为皇帝要亲阅奏章，无论什么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绪一早起来就看奏章 ，到天黑都看不完，后来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则分给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统一，有的竟用二尺长纸一直写下去。其中也有攻讦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个举人就上书痛责光绪，说：
“变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
光绪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守旧派的反对，实在是非常艰苦的。
光绪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绪突然赐给杨锐一道密谕：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同时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凭心而论康有为和他的新政干部都是一群书生，应付一个非常局势，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深长的考虑，所以当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和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接到光绪的朱谕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光绪向他们求救，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良策。他们在几经交换意见后，想出了四条对策，然而这四策都不切实际。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第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强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高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深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做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处，根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处。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在这期间他练新军，加入强学会，受李鸿章和荣禄的宠信，是一个又新又旧的热门人物。当时北洋大臣下面统辖三支部队，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一支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这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俨然成为那一时期北方的主力。
由于袁半新半旧的政治态度，使维新派的人认为可以拉袁来担任勤王的任务。
光绪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摇动，必需有一良策来解救。当他接获康有为等所献四条密策后，乃立即采取争取袁世凯为已所用这一策，于八月一日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温语慰勉。袁离去后，并降旨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见袁一次，勉励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