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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德（Arad）市中心街道上满是新古典风格建筑，宽敞却稍显凌乱，这是齐奥塞斯库混凝土复兴时代之前的作品。在郊区，很多上个世纪中期建造的畸形建筑或破败不堪，或荒弃闲置；铁管的锈迹上长满了霉菌。我停下车来，走进了两三家食品店，店里只有面包、随处可见的汽水，还有几块让人提不起精神的蛋糕和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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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保加利亚的小路上，路上的汽车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马和马车。一个精瘦的年轻人冷不丁冲到马路上向我讨烟抽，我赶紧刹车，一句脏话脱口而出。快到卡拉法特港（Calafat）时，天上响起闷雷，大滴大滴的雨珠落下，赶跑了游泳和晒日光浴的当地人。我大着胆子把自行车扔到一旁，一猛子扎到水里。
本想在沙滩上找个僻静无人的角落美美睡上一觉，但附近饭店传来罗马尼亚当地人嘈杂的说话声和流行歌曲声，间或还夹杂着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显然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狂欢派对。
一开始，当我挣扎着把沉重的自行车从柔软的沙地中用力推向公路时，还仅仅把他们当成一群寻欢作乐的家伙。然而，当其中一个人跑过来帮我推车，并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询问我要去哪儿时，我心里的怨恨立刻抛到九霄云外。“来一块儿吃吧！”他说道。
主人们一宿没睡，他们在庆祝一场24周岁的生日庆典，其中一两个人，尤其是那个过生日的男孩，仍然喝得醉醺醺的。一位警察稍稍能说点英语，他说自己很想去英国，但苦于囊中羞涩，一个月60英镑的收入让他到国外度假的想法成为了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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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伊斯卡尔（Iskar）山谷在郁郁葱葱的高山和险峻陡峭的巴尔干山（Stara Planina）山脊中浅灰色的悬崖之间蜿蜒延伸。这里不是太陡就是过于暴露，想找一块合适的平地露营实在太不容易了。过山车般骑行了90英里之后，我筋疲力尽，于是决定在悬崖下面的岩石上支个帐篷，借着一些小树勉强避开公路，就这样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继续出发，来到保加利亚希里克（Cyrillic），我看到一张告示，上面完美的英文措辞令我至今难忘：
女士们，先生们，若您对在此边境上所接受的服务有任何评论或建议，敬请写下，并连同您本人的姓名和接待官员的编号发至我们的邮箱，我们会采取恰当的行动。谢谢。
一名官员示意我走到候检车队的最前面，问我准备待多久，然后在我护照上盖章，这和我在匈牙利遭受的礼遇真是天壤之别。保加利亚的西半部地广人稀，景色之美，出乎意料。放眼远望，山脉四起，低坡上满是金色的麦子，再往上是一层层深绿色的松柏，更高处是裸露的灰色悬崖峭壁。北欧和中欧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景色，我相信，保加利亚此时就坐在一个金矿上，它将是骑车、徒步、骑马、露营、独木舟和攀岩活动最理想的地方，旅游业将为它带来滚滚财源，可此时此刻，我在这里竟然看不到旅行者都会期待的露营地、宾馆、饭店、马匹、明信片或者货币兑换点。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等待轮渡准备横穿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 Strait）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越欧洲充其量只是赛前热身，是正餐前的开胃甜点。
进入亚洲，公路两旁都是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沙漠。亚洲大陆承受着漫天的尘暴、泛滥的季风、肆虐的飓风，还有地动山摇的地震。这里的夏日炽热炎炎，冬季的寒风甚至能把鼻孔里的热气都冻成冰晶。
时至今日，伊斯坦布尔（Istanbul）已经成为一个横跨两大洲，容纳1200万人口，并在不断扩张的特大都市。根据传说，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657年，为了纪念创建者拜占斯，人们将其命名为拜占庭。据说拜占斯在希腊古都德尔斐受到先知的神谕，让他在“盲人之地”对面寻找新的殖民地。一次，在乘坐航船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对尚无人居住的欧洲海岸上的天然海港——美丽的“黄金号角”——一见倾心，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城市。这次建都大获成功，盛极一时，后来拜占庭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吞并，最终又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人占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自己的都城从罗马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于是将这座城市更名为君士坦丁堡。虽然历经数次战争和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却依然未减，反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节节攀升。公元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奥特曼军队攻入城中，教堂随即被改成清真寺，城市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成为奥特曼帝国的都城。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率领土耳其走向独立，凯末尔也由此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
18年前，当我一路搭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这个欧洲最末端的地方就像天涯海角。在畅销书《午夜快车》里，伊斯坦布尔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谋和危险的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死心塌地的旅游者才敢来到这里。如今，在度假地图上，阿美特苏丹（Sultanahmet）早已被蜂拥而至的背包族和旅游团侵占、驯服了。物价上涨，每个人都会说英语，自助餐馆、肉串店、地毯店、网吧和货币兑换店相拥而居。原本的“布丁店”，现在只是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卖着平淡无奇的食物，就靠那一点名头——“最早期嬉皮士出没的地方”——来赚钱，真令人大失所望。原本特殊的氛围随那块旅行者留言板一起销声匿迹了——18年前，正是在那块留言板上，瑞典伙伴亨·德瑞克给我留了口信。
虽然凯末尔早已将新共和国的首都迁至安卡拉（Ankara），使其不再轻易遭受海上的威胁，但伊斯坦布尔依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是最大的海港和文化商业中心。陡长狭窄的街道，纵横交织的巷子，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人声鼎沸的大集市，温暖宜人的气候，热情友好的当地人，美味无比的食物，马尔马拉海上停泊的万千海船所呈现的一幅幅浪漫美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奇妙地交汇，使得这座城市独一无二。毫无疑问，这样的组合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
商人们拖着巨大的口袋挤上轮渡。他们年复一年地工作，每周都要在这里打几个来回。对于这些把横跨大陆当成家常便饭的人而言，就好比每天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到滑铁卢（Waterloo），再返回伦敦城一样，游客眼中的旅游线路成了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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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树荫下的一个草坡上入睡，天亮时，两只因为发现帐篷大战起来的狗叫醒了我。
“滚开，你们这些混蛋！”有人吆喝道。一个光着膀子的轻盈身影从临近帐篷里跳出来，弯腰捡起石子向它俩扔去。这人胡子拉碴，法国腔调，精力充沛，有点儿像《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
我想在天热起来之前赶路，于是决定立刻起床，大家一起吃早餐。很自然，这对法国夫妇对食物非常上心。于我而言，一个苹果或香蕉就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而他俩则必须在上路之前饱餐一顿，每晚还要亲自动手做饭。艾瑞克今年28岁，子承父业在巴黎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让他烦得要死；艾玛30岁，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削成短发，她曾经是个平步青云的物流经理，但办公室里的争权夺利让她厌倦。于是他俩辞去工作，离开了巴黎，准备骑车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向往乡村简单的生活，兴奋地谈论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鹅群，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他们甚至打算去开设一片露营地。
他们的行程很松散，每天大约40到50英里就可以了。他们的帐篷很宽敞，足足可躺四个人。不仅如此，帐篷里甚至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空间，可以煮饭、吃饭、放折叠椅，还有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虽然这个收音机只能接收土耳其电台，但他们一直让它开着，为的是“创造一种气氛”。此外他们还有无数的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油盐和胡椒粉。艾玛一直说，他俩喜欢家的温馨，哪怕麻烦些也在所不惜。
艾玛在利兹市（Leeds）生活工作过六年，因此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甚至还带有约克郡口音，但艾瑞克就不太敢说英语了。渐渐地，我也去除了羞涩，开始说起法语。沿着死海海岸线上林木葱茏的山间公路悠闲自在地骑行三天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了。
很快，分手的日子到了。他们将前往叙利亚、约旦、埃及并继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和赤道、非洲前进；而我却要继续往东，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去，到波斯去，到印度去，只身一人。
我们交换了电子邮箱，互道“祝你好运”和“一路顺风”，然后分开。
离开伦敦之后，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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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伊约贝贾（Kaynarca）和锡诺普（Sinop）之间的海岸线公路绝对是世界上最佳的“山地自行车运动”场所，因为从山这面骑上去就直接从那面冲下来了，中间没有任何平坦的过渡。路面上到处是坑洼和碎石沙砾，根本无法控制速度。整条山路像是被荒弃了，来回走动的牛和驴甚至比车还多。就这样，在炙热的阳光下，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山间前行，耳边听到的是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乐音、单调不变的蟋蟀声和我自己有规律的呼吸声。
在山里，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山路太陡或者路面太糟，人比狗速度慢，我很难甩掉它们。有几回，我甚至不得不求助于驱狗器——这种带电池的装置会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但狗却能听到的超音波，据说你只需对着狗按下按钮，对方就会聪明地掉头而去。
第一次用效果还不错，我一按按钮，讨厌的狗就立刻停了下来，灰溜溜地逃跑了。不过，可能是品种的原因，当我遇到一头巨大的黑色猎犬时，这玩意儿却根本不管用，那条狗对超音波充耳不闻，神态自若，似乎根本不受迷惑。
幸运的是，在偏僻遥远的土耳其北部，对于生人，人比狗显得更友好。很少有外国人会走进这片荒僻的海滩，那些恍若隔世的小村庄给我奉上了珍贵的热情和慷慨。虽然在语言上有障碍，但对足球的狂热还是让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土耳其人对足球赛可算是心醉神迷，一谈起来，个个都是“足球通”。土耳其是欧洲足联成员，土耳其顶级的足球俱乐部可以和欧洲冠军队的精英和欧洲锦标赛的国家队并驾齐驱。
黑海海岸线和炙烤般的内陆之间隔着重重山脉，比起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这里以气候清凉、湿润闻名。和艾瑞克、艾玛相处的那三天，我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骑行，到村庄里的迷你市场避雨，偶尔喝一杯香茶，吃几块甜点，你问我答。但自从我们分手后，我便一直生活在炎热之中。每次骑到山村的商店门口，就会有人送来一张椅子。我小坐片刻，解解渴，用巧克力、水果和几块饼干补充能量，等待背部的疼痛消退些，力量重新回到腿上。
记得有一次，在半山腰的一家店铺里，我抖得像一片枯叶。我想要牛奶和水，但这里只有土耳其可乐。于是，我只好喝着甜得要命的汽水，嚼着奶酪饼干和巧克力，恢复一下骤降的血糖。胡子拉碴、满脸沧桑的老绅士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我想把饼干分给他们，但他们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