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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抽象梯阶的A区分是很有用处的，定义一个词的时候就不应在同一层次上进行，而要下到比它低的层次上进行。比如说一个不知“冷淡”是何意的学童，他翻开字典一查，原来“冷淡”是“漠然”的意思；但“漠然”是何意，他也不太清楚，这位好学的学童又把字典翻到了“漠然”的一页，原来“漠然”是“冷淡”的意思，冷淡是漠然，漠然是冷淡，这位可怜的学童到头来只能是一片茫然。当然在高层次上定义词义更无用，“红色是什么？”
“红色是一种颜色。”
“那么，颜色是什么？”
“颜色吗，它是一种物质的属性。”可想而知一个不知红色何谓的人经过这一番对话，依然是一头雾水。如果有普通语义学家在场，他就会把问话人拉到马路边，指着红色的交通灯说“那就是红色”
，然后再带到水果档，找出一个红色的大苹果给他看“这也是红色的”
，一切就很快弄清楚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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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４西方哲学初步
语言犹如一幅地图。
一个地区的地图可能对旅行者有用，但它不是这个地区本身，语言也不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关于面包的标签即便标得再详细诸如将面包的所有成分都一一标出，但我们吃得是面包而不是标签。地图再详细也不能标示出版图上的一切，同样，语言也不能说出一件事情的一切，它总得省略一些特征。
柯日布斯基曾放一个苹果在桌子上，让我们去描述它，我们可以说它是圆的，红色的，好吃的，有一个很短的果柄，有一个虫眼，但是无论我们在实验室中怎样细致地观察，我们也不能说出这只苹果的一切性质。现在，柯日布斯基把另一个苹果放在第一个苹果旁边，两个苹果一样大小，颜色也一样，但真的一样吗？仔细一看，还是有些差别，果柄短了一些，颜色浅了一些，有两个虫眼。一个客体应该与它本身一样吧，究竟是不是一样呢？
让我们把苹果放在桌子上一个月，它还是同样的苹果吗？苹果７月４日同８月４日一样吗？肯定不一样，皮也皱了，颜色也有些黄，果肉也变软了，有的地方还坏了，亚里士多德Ａ＝Ａ的同一律在此失效了，非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基本思想法则即非同一律乃是普通语义学的中心观念。
为了不被言词的抽象性所迷惑，普通语义学提出了５个警告符号即所谓的“外延五法”供人们使用。
一是加等等，通过在陈述的后面加上或想到等等（……）
就能使我们想起那些被省略的特征。
“这个苹果很圆，很甜……”
“……”提醒我们，我们并没有说出一切，国际普通语义学会的季刊的名称就是《等等》（ＥＴＣ）
，它以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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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２４
读者语义学并不是全部智慧的总和。不要小看这个“等等”
，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可大着呢。路边的小贩在向路人推销他的罐头，说它是名牌、出口转内销、按厂价出售，如假包换。有经验的顾客会马上想到“等等”
：“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说不定它是一些过期货呢。
二是加指码，通过在语词的后面加上指码以使语词符合客体，它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忽视世界的多样性，苹果１不是苹果２，狗１不是狗２，亚当１也不是亚当２。尤其是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比如说“美国佬”
、“犹太人”
、“黑人”
“日本人”
、“资本家”等等，更要加指码，以示区别。我们说日本人不是好东西，他们很残忍，最喜欢发动战争，而且又不认战争的帐。那么我们是指哪一个日本人呢？是日本人１，比如说冈村宁茨还是日本人２，比如说小林多喜二？
同样你说黑人没教养，犯罪成性时，你是指马丁。路德。金博士吗？还是指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利斯女士呢？
要知道世界上除了日本人１、日本人２……日本人ｎ外并没有一个一般的日本人本身；除了黑人１、黑人２……黑人ｎ外也并没有一个一般的黑人本身。
三是加日期，通过在语词的后面加日期而使无时间变化的语词符合变化不定的客体。人们一看日期就会想到现在的情况不是１００年前的情况，韦尔斯１９４８不是韦尔斯１９８４，香港１８９８也不会是香港１９９７，“西方人”一提到“中国”就往往认为是男人盘着辫子、女人裹着小脚而且还喜欢抽大烟的一个远东部落，实际上他们真的听从自己同胞的意见，在“中国人”后面加上个日期（比如说中国１９８４、中国１９９６）
，那么他们也不会对中国有那么多偏见了。同样上面句子的“西方人”
，我们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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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西方哲学初步
中也要给加上一个日期，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方人”还把中国当作心目中的天堂呢。当然这个“西方人”后面还应加上个指码，西方人１可能对中国一无所知，西方人２呢？比如说费正清或者李约瑟呢？
因此，日期与指码应结合起来使用。母亲１９８４１不等于母亲１９８４１９４２，也不等于母１。
一位在１９８４年受到母亲１，虐待的人，从此便觉得普天下之母亲都非善良之辈，于是他开始恨所有的母亲，他就忘了母１９８４１９８４１，不等于母亲２，他也不想知道那位在１９８４年虐待过他的母亲１到了１９４年却幡然醒悟，成了一名慈祥可爱的母亲。如果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运用指码法与日期法，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或许会大大改善呢。
四是加连字符。自然界是连成一片的，任何事件在性质上都以一种感觉不出的层次相互渗透，但我们的语言却倾向把一体的自然割裂开来，这样做本也迫不得已，因为这样能使我们一次把握一件事情。因此，适当地使用连字符是有必要的，比如身—心、空间—时间、心理—逻辑等等，连字符提醒我们不要把语言的范畴看成是真实的事物本身。
五是加引号，以提醒我们抽象词并没有明确所指的对象，同一语词在不同人那里会有不同理解。比如有人说“日本人很残忍”
，你就得留心给这里的“日本人”加上引号，他指的是哪一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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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３４
第十五章 大熔炉锻造出的走廊哲学
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当作是一个旅馆，那么实用主义就是这一旅馆里的走廊。
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个房间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无神论著作；在隔壁房间里，另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在第三个房子里，一个化学家在考查物体的特性；在第四个房子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却是属于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
这是实用主义文献中被一再引用的一段话，它多少说明了实用主义兼容并包的特色。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哲学，实用主义带有浓郁的美国文化的气息。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民族，这里没有什么正统和主流，谁的观念能更有效地适应这块新大陆，谁就能在这里立得住脚，成功、有效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认同的价值观来约束人的行为，为了和平相处，大家只好学会宽容，学会信守契约；这里更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机会面前，人人均等，谁能抓住机会，谁能善于竞争，谁就会取得胜利。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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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西方哲学初步
尚自由、讲求效果、务实、开放、进取成了“美国精神”的主旋律，也是美国“大熔炉文化”的特色，实用主义即是这一文化大熔炉上烤出的一道地道美国风味菜，因此，当实用主义者将确定信念比作是在保险公司里面投保，将真理视为靠信用制度得以流行的钞票时，听惯了“纯粹”
、“先验”
、“理念”之类术语的哲学爱好者们对此也就不应大惊小怪的了。
实用主义的奠基者是皮尔士，詹姆士是积极推销者，杜威算是集大成者。
早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皮尔士就提出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但一直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的好朋友詹姆士热衷于传播皮尔士的思想，但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因此皮尔士本人并不领这份情，反而否认自己是实用主义者，他称自己的思想为“实效主义”
，认为这个词很“粗俗”
，别人不会再侵权“盗用”。结果三个实用主义大师各自给自己的思想贴上了不同的标签，皮尔士是实效主义，詹姆士是实用主义，杜威则是工具主义。三人的思想倾向确实也存在较大差别，皮尔士主要关心科学探究的逻辑与科学概念的澄清，他提出的皮尔士原则可被视为维也纳学派证实原则的滥觞；与有着严肃科学精神的皮尔士不同，詹姆士多少带有一些商人的气质，实用主义被当作万能钥匙而到处兜售，无论你想进一元论者的房间还是多元论论者的房间，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它都能给你打得开；如果说詹姆士把皮尔士的实效主义从实验室带进了超级市场，那么杜威则把实用主义带到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实用主义成了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个人需要、适应生活环境的一种工具。皮尔士是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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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３４
科学主义者，詹姆士是有着世俗化宗教情怀的人，杜威则是名副其实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当然实用主义并未中止在三位大师手里，在英国有以席勒（Ｓｃｈｉｌｅｒ）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在意大利有帕比尼（Ｇ。
Ｐａｐｉｎｉ）
、瓦拉蒂（Ｇ。
Ｖａｉｌａｔ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胡适一直是杜威实用主义的积极传播者。
顾名思义，实用主义是以“实用”为主义的，这就犯了哲学家之大忌，哲学家总爱以“纯粹”
、“超验”
“超功利”等等自我标榜，说哲学无用并不是贬低哲学，哲学当然不是刮胡子的刀子，不是擦皮鞋的鞋油，说哲学无用只能说明哲学的超俗与绝尘，当然哲学家也不愿成为毫无用处的废物，他们喜欢讲“无用”的用处，无用之用乃是大用。现在蹦出来什么实用主义，它既不讲哲学无用的大道理，又不讲无用之用的极高明，竟然一头扎进“用处”里面，以实用为主义，它的声誉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大陆，实用主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的理论工具，因为侵略是有用的，所以侵略是真理，这不是实用主义的逻辑吗？在西方实用主义也被很多学者称为“市侩哲学”。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说某人太实用主义了，实际上就是说他不够朋友，不讲友谊，唯利是图。实用主义毕竟也是一种“主义”
，它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不把这套体系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