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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为鲁迅付出了一生，最后几年依然在执行鲁迅遗嘱上不折不扣。鲁迅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面对各界捐款，她严格按鲁迅遗嘱，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及《民强报》记者等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她也说“不便接受”。
对自己一生在鲁迅那里得到的待遇，朱安在去世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说起许广平，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
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此前，她列出了自己死后要穿的衣服清单。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天，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宋琳去看望她，那时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流着泪对宋琳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还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
许广平操办了朱安的丧事。她去世三日后安葬，此间天天念经；下葬处是婆婆鲁瑞身边，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有论者称鲁迅为“最痛苦的中国人”，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二、包办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四、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比包办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五四双星”，是一对非常杰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都绕不开的兄弟，因此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人，也是善于表达的人。按常理，这件使兄弟终身失和的生活大事会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写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诉，或者辩诬，或者愤怒，或者感慨。然而，当事双方对此却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辈子。其中的深深隐情，留给了严肃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观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十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十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
二人是否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
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
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奇……書∧網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此后，他们还曾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7月3日，离反目只有半个月的周作人与鲁迅还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可见，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为生活冲突和观念差异，即使有这个因素，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反目成仇的地步，这一切必定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
该谈鲁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无明确说法，但跟羽太信子有关却是众口一词，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女佣，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瑞和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十分新奇、兴奋。
哪能想到，这个东洋媳妇却成为他们家的一个灾星。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