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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里发生的几件大事，让局势更加倒向了请愿团这一边。
请愿团在京城里一待就是十几天，除了派人分拨拜谒朝廷大员外，他们还就地展开宣传工作，清末设在京城的同乡会馆极多，而这些请愿团的人大多是本省德高望重的士绅，咨议员等，他们一呼应，那些同乡会的人自然极为响应，所以沿着这条人情脉络，更多的人知道了请愿的事，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请愿的声势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京城报纸也闻风而动，大肆宣传请愿运动的政治主张，而且态度也赤裸裸的站在请愿团这一边，既然是抨击政府的“好差事”，这些报纸根本不分青红皂白，骂政府的骂政府，力挺的力挺，一下子京城就像泄洪闸口一般，“速开国会”的呼声顿时水涨船高。
宣传起到的作用堪称立竿见影，不少人都加入了请愿团的队伍。到京城的生意人，外城的汉族居民，甚至内城里的八旗也纷纷响应，请愿团的队伍像滚雪球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百人，慢慢发展到几千人，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请愿团的声望在京城民间达到了顶峰的状态。
这还不算完，如果请愿团此前的诉求还仅仅局限在民间范围内，那官僚阶级的分化倒戈，就让请愿团的声势再次壮大的不少，督查御史江春霖对请愿诉求表示同情，答应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中低层官员也纷纷倒向了请愿团这一边，这样上达天听的渠道就从内部打开了。
当然，能让官员这么快的倒戈，还要靠另外一个人的功劳，清廷宪政编修馆的主要负责人，杨度。
杨度不仅是清廷宪政领域的座上宾，同时还是一位极端推崇君主立宪的行动派，不但和顶级官员阶层有广泛的接触，与海外的梁启超还是密友和同知，曾言****，共和，皆不适合现下之中国，维君宪是万全之策。在他的鼓动下，早在1907年朝廷就任命他翻译西方宪政书籍，主持草拟宪法大纲的工作，清廷之所以后来宣布施行立宪国体，杨度功不可没，所以，借着请愿团的呼声，他也站了出来，在官方法律领域赞成“速开国会”的请求。
在聚集好新一轮的人马后，请愿团派出了浩浩荡荡的代表，一起赶赴此前吃了闭门羹的都察院，再次请求都察院为他们代为上奏，面对着堵在门口的几百个人，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点头同意，答应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所以当这份请愿书，连同着十几份官员奏折一道摆到载沣桌子上的时候，作为帝国最高负责人的他，不可避免的知道了这件事的整个经过。
他的第一反应是，抗拒。
前有民间呼声，后有官员不断上奏，众人高声疾呼，把朝廷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载沣潜意识里有种担忧。
每个王朝轮替之际，总会有底层的人来颠覆上层，而以下逆上，朝廷威严何在？既然说好了九年立宪，现在又另起炉灶，最起码公信力的又何在？没有威信，没有公信力，那还叫一个实际存在的政府吗？
载沣的脑袋有些微微发涨，但让他真正感到压力的是紧接着的另外一件事。
第一百四十章载沣的困境
就在京城被请愿团搅得地动山摇之时，朝堂之外的风雨仍旧没有停歇，载沣接到“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后，同一时间，各地督抚开始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中央朝廷依照舆论，即开国会，这种公然和中央唱反调的做法，等于变相地向载沣施压。
得到消息的载沣不由得恼了火，他虽然不反对立宪，上台之初也三令五申的宣布，会遵守九年立宪的章程，施行立宪国体，对开国会设内阁也不反对，但他对督抚大员们的越权行为却有种天然的反感。
自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汉人官僚取代满人开始日渐崛起，靠军功发家的湘淮集团，长期控制南方省份的总督人选，通过袍泽之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虽然慈禧采取了一系列分化措施，但仍然无法遏制住国家日益分裂的离心力，再加上洋人时不时的掺一脚，这些疆臣们更加有恃无恐，特别是庚子拳乱，李鸿章，刘坤一等督抚施行东南互保之后，中央政府权威一落千丈，地方趁机做大，而这种尾大不掉的现实状况，无疑是留给后任者载沣的一个巨大难题。
所以，载沣刚刚上台没几天，就下旨剥夺了督抚大员遥领兵部尚书、侍郎的荣誉称号，企图用这种方式打压疆臣们的兵权，但从实际效果看来，这种做法不痛不痒，而前一段时间度支部主导的中央财政改革也几乎破产，政策的落实在地方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地方官员们阳奉阴违，而利益链条一旦形成，就很难革除，上层稍稍打击，底下就会抱团自救，这次的督抚大员联合起来施压中央的行为，让载沣重新看到了这层危机感。
先集权，再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利益集团的枷锁，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你的集权在民众的眼中是专制，是毒瘤，是顽固，在革命党的眼中是违背世界潮流，是倒行逆施，是无可救药。就这样载沣一下子站到了舆论的对立面，千夫所指，成为一个腐败没落王朝背书人。
到最后，权没有集成，因为他根本没有慈禧那样的手腕和权威，立宪也没有搞成，因为所有人根本没经过一段铺垫期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只有那些疆臣代表下的地方势力偷着笑，江山白白丢了，他们权力再没有了约束，利用手中的军队和财权自成一体，然后短短几十年间，中华大地出现了数也数不清的大小军阀，中央和地方，民间舆论和政府政策，这两种矛盾，是载沣怎么也走不出来的困境。
拿着这些电报纸，载沣的神经一刻也放松不下来，这些致电督抚的名单中，一个人的名字让他的心头突然一颤。
直隶总督岑春煊。
端方被罢免之后，几易其人的直隶总督被又空缺了下来，按照叶开的主意，新的人选择定为岑春煊，因为丁酉政潮之后，岑春煊斗败被赶出了京城，于是乎这位赫赫有名的“官屠”就和奕劻、袁世凯结成了政治死敌，所以，这次调岑春煊入津纯粹是恶心奕劻，外带着借他的手肃清残留在直隶府的北洋集团势力。
交给岑春煊的任务办的十分顺利，北洋军要么已经被叶开的军谘制度同化，要么被外调东北，蒙古，少了北洋集团赖以生存的土壤，岑春煊做起事来就更加没有顾忌，到任之后，充分发挥“官屠”本质，一口气弹劾了七十多位官员，而载沣也见缝插针，弹劾书看都没看就一一恩准，到此京畿之内，北洋集团荡然无存。
这件差事干得好，并不代表岑春煊彻底倒向了载沣，岑春煊什么牛脾气，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能让慈禧又爱又恨，也能让慈禧狠下心来抛弃，归根结底，是因为岑春煊有自己的政治主见，在请愿团的问题上，这位“官屠”显然就和载沣产生了重大分歧。
岑春煊与立宪派内外呼应，上奏顺应民情，速开国会，并严词提醒朝廷“大局危在旦夕”，一旦“湮之决之，奔溃千里”，呼吁尽快实行立宪，摄政王不应拖延观望。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载沣怎能不火冒三丈，把这些电文一通看下来，里面写的无非都是一个意思，请摄政王审时度势，顺应舆论，以免犯下众怒，好像自己才是唯一阻挠改革的人，盯着这些矛头暗指的字眼，载沣就差说一声本王心里苦啊，你们要骂骂别人去。
费尽心思却依旧摆弄不好的局势，正深深困扰这个现年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
他叹了一口气，抬头望向窗外，高墙禁锢下的紫禁城上空只有那么一小块，视线也到了尽头，而在那同一片天空之下，那更广阔的地方，是一大帮人山人海的民众请愿的场面，而他们声嘶力竭喊着的，是载沣怎么给不了他们的东西。
改革的主导权是应该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还是应该掌握在请愿团的手中？这个问题放在今日似乎不难得出答案，但在当时，这就一个政治死结。
载沣的对立面是庞大的士绅，作为沟通上层阶级和底层劳苦大众的群体，它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阶级，既位于统治阶级的最低端，也是被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既可以通过科举制往上走，也可能经营不善走下坡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身份致使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场全民立宪的欢宴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一旦国家立宪，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统治阶级的盘剥从此消失，而他们也可摇身一变，通过国会政党成为国家的主人，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急迫的制造一起又一起请愿活动。
以士绅为主体的请愿人士，凭借着他们手中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极广的人脉，让这场在京城里爆发的大规模活动不断发酵，影响力一天比一天蔓延，除了各地督抚之外，在请愿团发起人张謇的撮合下，各省组建了咨议局联合会，以联合会的名义要求朝廷尊重民意，速开国会。与此同时，民间请愿活动也愈演愈烈，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京城范围内，各省份的商会，学会，农会也纷纷发出声音，京津学生跟着加入了请愿团，不断朝载沣呐喊，事情发展到最后，就连洋人也加进来凑热闹，用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请愿团基本诉求。
所有人都在等着载沣的抉择。
外有督抚的施压，内有请愿团呼声不断，局势对政府也来越不利，载沣不可能视而不见，一场涉及清廷最高层成员的紧急讨论会，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
第一百四十一章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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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世续，载泽，戴鸿慈，鹿传霖。大学士王文韶，昆冈，孙家鼐，还有皇族要员肃王善耆，贝子溥伦，以及各部尚书，预参政务大臣等，参加会议的大臣包括了各个领域，几乎涵盖了最高权力圈里的所有人，虽然这些人当中少了领班军机奕劻的身影，但既然有别人来了，自然会有人代表他的态度。
满朝文武齐聚一堂，再结合当下的状况，会议的主题不言而喻，就是为了解决眼下京城中如火如荼的请愿运动，他们中有不少人，像鹿传霖，载泽，戴鸿慈，盛宣怀等等都接到了请愿团的代为上奏的请求，对这次的运动的具体情况就了解更甚了。
这些官员一碰头就开始议论纷纷，请愿团的声势这么大，又遍及大江南北，这种以施压政府为目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几乎前所未有，也只有在这个极特殊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所以，载沣还没有到场，这里就响成了一团。
叶开自然在列，作为最高统治者提拔的政务大臣，他虽然算破格加入了这种高级别会议，但没有人会轻视他的地位。手握兵权，叶开的分量不容小觑，这种有军方背景到了哪个年代都是各方忌惮和拉拢的人，不过，到场的二十分钟内叶开只是偶尔交谈，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耐心的用眼睛和耳朵去探查着这次会议的风向。
在来之前，载泽，戴鸿慈，盛宣怀和叶开这四个人的小集团就进行了一次讨论，针对这次请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