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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新法是良法，可惜无得力之人支持，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其数额亦非常可疑！”赵忭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愿听不愿意听，他也没有王静辉这么多的顾忌——赵忭在朝中的地位非常玄妙，他一手促成了皇帝赵顼在前任英宗赵曙没有病故的情况下登基继位，这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政治传统。
王静辉记得曾经在读宋朝历史的时候，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但是中间却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出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
虽然皇帝赵顼在赵曙病重无法处理国事的情况下登基继位在现在人眼中没有什么大不了，属于正常情况，但在这个时代却不这么看——只要赵曙还有一口气，他依然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可是帝国已经弊政丛生，如果连皇帝都不能亲自理政，那岂不是离亡国不远了？！为了能够让活着的皇帝将皇位传递给下一任，就必须有人站出来让皇帝退位，这个任务就必须由一个赵姓大臣来完成了——赵忭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这和历史上赵汝愚的角色一样的，虽然严格上说赵忭在名气和实权上与当时的韩琦、富弼相差的很远，但这种事情必须是有“同姓之卿”来完成的，和权力无关，所以赵忭这个“同姓之卿”在朝堂上的存在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的！
赵忭素有贤名，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不用顾忌很多，赵曙在位的时候，赵忭去益州当知州，随身携带的不过是一把琴和两个仆役而已，而且为人洒脱颇有能力，在治蜀的时候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以此官居参知政事，而以前能够挂参知政事衔的赵槩因为太过贪心，并且没有什么政治作为，被赵曙赐了闲职去养老了。
理论上像赵忭这样的赵姓大臣是不可能在朝中待上过久的时间，可以想一想如果韩琦姓赵的话，皇帝还会把一个拥有巨大声望和能够“废立”的权臣放在身边来收拾自己吗？！赵忭敢当着王安石的面里职责主持均输法的薛向贪墨，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不会比赵槩好到哪里去，自己已经在汴都开封待了三四年，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以后等待自己的不是挪窝到地方上去任职，就是和赵槩一般回家养老，左右都是一个“走”字，索性便放开了颜面指斥变法派中的重要人物借着变法之际行祸害百姓之举。
赵忭的话确实非常有杀伤力，他不是为大商人说话，而是实事求是的承认了均输法在一定情况下是一个良法，但执行的人却是大大的有问题，致使良法变成祸害百姓的条例，新法在这些官员手中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不过像赵忭这样能够撕开脸皮在这么多朝中重量级大臣面前直说某人贪墨的情况非常少见，赵顼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这一次他不是因为大臣反对新法而恼怒，而是因为他委于重任的大臣居然是个大贪官，这如何不让他气愤，他将目光转向了王静辉，仿佛是在求证一般。
虽然王静辉非常痛恨贪官，像薛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但这个时候是讨论是否要扩大招收厢军，而不是成为保守派与变法派互相扯皮辩论的场所，时机不当，他也只好压下心中的想法，躬身说道：“圣上，臣以为新法条例总体上出于公心是好的，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也应该矫正，至于王相建议在河北实施均属法和市易法，臣却不敢苟同——河北诸路现在正在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蝗灾，这个时候正是人心不稳，新法条例纵然是好事，但中间的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还有缺失的新法条例放到河北灾区实行，恐会引发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不管王安石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支持厢军扩招计划，王静辉还是必须要看重的，毕竟在这个时候多一份助力便多一份把握，况且王安石不同于一般人，他是大宋两个领军人物之一，也唯有他的声望能够抗衡司马光。
皇帝赵顼听后点点头，而赵忭则是有些不屑，王静辉的举动在他看来是十分不解的，传言驸马最恨贪官，看来到了这种境地为了能够让朝廷通过自己的策略，而不惜搞这种政治平衡，驸马也不过如此！
不管怎么样，所有保守派官员在听到王静辉出言阻止新法在河北诸路实行，心中总算是松了口气，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新法比扩军更加可怕，尤其是河北之地，那是保守派势力所把持最为顽固的地区，在那里坐镇的韩琦和洛阳的富弼遥相呼应，一个青苗法便已经让河北鸡飞狗跳的了，若是均输法和市易法再放到河北去执行，那还不知道将会惹出什么样的乱子。一些保守派大臣虽然比较固执于党争，但也不愿意看到本已经遭受大灾的河北诸路再被新法浇上一勺油，使得局势陡然变得不可收拾，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圣上，除去初期的五万厢兵是最主要的目的是防御辽国的军事威胁之外，剩下根据需要而扩招的厢军将会根据情况转化成屯垦兵和建设兵。臣已经通过楚州兴国银行和杭州工商银行调集了大笔资金，用以向河北诸路的百姓收购土地，实际上是变相向百姓借贷资金以渡过难关，百姓以土地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防止因为灾害土地过渡兼并造成无地者骤然增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的局面。这些百姓每户只抽取一两人临时入军籍，用以修筑河北诸路的交通、疏浚运河、修建水利设施，这样每户两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全家，而河北诸路的各项设施也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来完成。”王静辉说道。
“修筑农田水利设施、疏浚运河、修整道路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朝廷却拿不出这么多钱，难道驸马要白掏吗？临时入军籍，到何时才可转化为平民？是否要发放武器进行操练？！”吴奎问道，他是三司使，对于要花钱的地方自然是要问的清楚一些才好。
第三百零四章 交换
“河北诸路有很多的荒地没有人种植，这多是由于其北方辽国骚扰或是由于连年灾荒本地人逃荒所致，如果可以的话，圣上可以将这些荒地为抵押来向银行借贷，将来这些田地被开发出来后，五年间免除税收如何？”王静辉开出了自己的价码，说白了这个条件极为宽松，五年免税和荒地抵押虽然看起来是不少了，但实际上和王静辉所要付出的还是相差的很远，说不上是白送，也差不了多远。
王静辉能够开出这样的价码是自己的主意，涅心的建议是采用十年长期分期付款偿还——这是李管事的主意，利息可以再低一些，但需要用兴国银行在河北诸路有特殊政策倾斜才可以交换。王静辉觉得李管事的这个价码实在是有些高，并且十年分期偿还债务中间也有很多变数，还不如亏本儿一些换来土地和五年免税的政策，这样他在河北的势力就可以一次到位——皇帝每次赏赐给他的土地没有少于一万亩的时候，这一次保守估计也会有万顷左右，虽不见得都是良田，但用来种植棉花是足够了，北方的纺织中心有了自己固定的棉花产地，相信以后和楚州商人群体谈生意的时候可以轻松占据上风——大宋已经对各地棉花种植面积有了严格的规定，这已经不同于几年前还只是有些个别地方上的规定，而是全国性的硬性统一规定。
“爱卿不是有十二万党项战俘，为何还要雇佣河北百姓筑路呢？”皇帝赵顼心中非常满意这样的价码，他并没有提是否接受，而是对这个“修路狂”放着便宜的党项战俘不用，还要花钱用河北灾民。
“党项战俘还有其他重要用途，况且长期把这些党项战俘放在北方也是一个危险，臣打算将这些党项战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乘船出海前往麻逸，在那里他们将会担负起开发南洋的先期工程，诸如修建码头、开垦荒地、修建道路、开凿矿山等等，这都需要很多人手，预计今年内至少会有两万党项战俘被运送到麻逸来承担这些工作；另外一部分便是南下，到江南去修路、开凿运河、垦荒！”王静辉淡淡的说道。
福宁殿中所有人对这样的回答都是一阵愕然，驸马在大宋可谓是一大异数，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很多让人不解的事情，“修路狂”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驸马对修路、开凿疏通运河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虽然手里面掌握着十几万的党项俘虏，这些俘虏只需要供给他们的食粮便可以，用不着出薪金，但老是这么修路，其中所投进去的资金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别人或可不知，朝中几个重要人物焉能不知？仅仅是大略初步计算，便可以知道王静辉最近这三年来投在修路、疏浚运河、淤田上面的金钱可以达到一千五六百万贯的数字，虽然朝廷也对此略作补偿，但放在任何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的商人身上，这都是一件极为亏本儿的买卖，偏偏驸马还乐此不疲，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的很。
先前将党项俘虏卖给驸马名义上因为是商业性质的交易以堵住西夏使者责难和索要俘虏的嘴巴，但后来将战争中所产生的俘虏交给驸马处理几乎成为一个定式，就是劫虏来的党项百姓也是从中挑选精壮者被当作俘虏交到王静辉手中听用，当然这种名义上的买卖后来因为王静辉向朝廷索要太少而被免除所有的费用。
王静辉看到所有人脸上都有些疑惑便说道：“北方交通网络因为地处我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所以长久以来开发比较完善，基础建设比较好，纵有所缺失只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修整即可，这种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南方不同，南方的交通网络基础远没有北方好，穷山恶水，瘴疠横行不说，还有南夷骚扰，但是南方各种资源却是我大宋不可或缺的，大宋对南方的控制力远不如北方，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那里交通状况不好，从而控制不力，要改变这种状况，最简单的办法便是修路，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交给俘虏去做更好，这样也不会因为征用百姓而闹出祸端，使得民怨沸腾！”
王静辉虽然来自后世深受“人人平等”的教育，在他眼中并没有种族歧视这种偏激的思想，而是在来到这个时空后，联想到历史上元蒙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才对游牧民族的政策极为苛刻——只有自身强大了，才可以获得别人的“平等”。在后世根本就没有什么党项、契丹之分，这些种族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无从寻找了，中华民族每一次遭到巨大创伤之后都要开始一次各民族的融合，像党项契丹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被汉族给同化了，谁又能够保证他王静辉没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不过在这个时代看得多了，大宋的主要敌人就是游牧民族，在文明的角逐过程中，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则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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