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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咋看之下貌似不少，但如果除以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分母，那么立即就会显出原形。如果跟史书中记载的汉代大概有五百吨的黄金储备总量相比，那就更加是少的可怜。刘和如今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幽州、冀州、辽州、宁州和大半个并州，手中能够调用的黄金居然才只有区区的四吨半，连五百吨黄金总量的零头都不到呢。
那么，大汉朝原本丰富的黄金储备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和两世为人，带着后世的一些疑问，如今想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刘和记得，从各种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出秦汉两朝时黄金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官方赏赐、馈赠动辄就是以千斤和万斤来计算，当时中国的黄金之多。令后世都觉得惊奇。但在东汉年间，这么多的黄金却突然不见了，真令人百思而不得解。
后世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均有专门论述。
赵翼归纳写道：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吴王濞反。募能斩汉大将者赐五千斤，列将三千斤，禆将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万斤。武帝赐平阳公主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十余万斤。昌邑王赐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赐霍光七千斤，广陵王五千斤，诸王十五人各百斤。赐孔霸二百斤，赐黄霸百斤。元帝赐段会宗、甘延寿、陈汤各百斤。成帝赐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为后，用三万斤，赐孝单于千斤，顺单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黄金，万金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
赵翼所列举的这些黄金数量，虽然据《廿二史记校证》的校证者王树民先生说，有一些小的笔误，但基本上都可以在《史记》、《汉书》的“本纪”和“列传”中找到出处，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黄金数量之大。
但是，到了东汉年间，巨量黄金突然消失，不仅退出流通领域，使商品交换倒退为以物易物，而且以黄金作为赏赐也相当少见。据学者考证，终东汉一代，仅汉灵帝光和元年就一次赐朱儁黄金五十斤。那么，西汉时的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对此，后世的学者们进行了种种猜测和考证，然后得出了数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黄金被用于了佛事，因此导致黄金锐减。赵翼在《廿二史记》卷三《汉多黄金》载：“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如果说东汉的黄金被用于佛寺塑像涂金，有一些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从后世一些证据来看，佛事耗费的黄金的确惊人，看看西藏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便可以知道所谓的“重塑金身”是多么的浪费。但问题是，佛事的兴盛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东汉末期时佛教才开始在大汉境内传播，如果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导致道教在本土失去地位，加之各种灾害、瘟疫和战乱的横行，使得普通民众心理上需要宗教的慰藉，佛教在汉朝能否传播都未可知。所以说，纵观东汉一朝，根本就不存在大兴寺庙、塑像涂金的问题，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像大神棍笮融在下邳建造的浮屠寺，黄金的用量也十分有限，所以说佛事耗金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是东汉对外贸易逆差所致。后世有学者认为东汉黄金数量减少，是由于黄金大量赏赐外人，以及向大宛购买良马、明珠和玻璃等商货，导致贸易逆差很大，所以巨量的黄金流向了国外。
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明珠和玻璃之外，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对外号称的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因，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史书上记载：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银**十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少量除外，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
因为事实上，许多厚葬的墓自埋葬之日起就成了盗墓专业户的目标，总会被掘墓贼发掘出来又流通于世的。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埋葬于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还有银、铜等种种珍宝，为何单单是黄金奇迹般地没有了呢？而黄金因为其优良的存储特性，是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会出现锈蚀、风化、氧化等问题。
汉末三国时代，曹操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纵容部下成立了专门的掘墓大军，而且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按照老曹的办事风格，估计洛阳和长安周边的王侯公卿的墓葬都被他挖了一个遍，那么被埋葬在底下的数百吨黄金至少也能出土一半以上，为何却不曾有魏国储备大量黄金的任何记载呢？
第四种说法是当时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黄金，其实应该是黄铜，而不是真正的金子。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两朝有限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数量，西汉王朝不可能冒出五百多吨的黄金来。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而后人不察，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
这种说法看似证据充足，但实际上一样不靠谱。因为，如果说汉代的黄金，就指的是黄铜的话，那么要记住，我国开始生产黄铜，是在汉代。而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就大量的出现。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估计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愚蠢，再说了，从战国文献上的记载可知，当时的“金”和“黄金”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汉代设有“铜官”，铜香炉上也刻有“铜”字，说明已有专门的文字指代铜，而“黄金”不可能是指铜，否则“金”、和“铜”都可以指铜，而“金”又可以同时指黄金和铜，这样混乱的语言怎么可能出现在文字已经十分的大汉朝呢？
当时汉朝与葱岭以西的世界交通已经十分广泛，《西域传》中记述的见闻就有罗马等国“以金银为钱”，而汉代礼制中所谓的金缕玉衣与考古事实完全吻合，就是采用了黄金丝线来缝制嵌合玉片，而不是用黄铜丝。这些证据说明当时的语言体系中所认识的“黄金”与后世对黄金的认识是相同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汉代曾有过很多的黄金，那么这些黄金究竟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汉代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那么史书和不断出土的黄金又是怎么回事？
刘和问徐岳：“以如今这些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数量，能否支持钱行的前期使用？”
徐岳和夏侯兰同时摇头，脸上挂着无奈之色。徐岳回答说：“按照我们估算出来的北方数州对钱币的需求总量，这些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总量恐怕还达不到两成。如果此时将这些金属制造成优质钱币投放于市场，允许民众在钱庄之间进行自由兑换，只怕不出两月，这些钱币都会被民众藏进家中，市面上将无钱可用。闹起钱荒！”
贵金属作为货币，因为其本身就具有真实的价值，所以按照中国老百姓喜欢存钱的习惯，一旦将粮食、布匹等商品售出之后，就会千方百计地换成黄金、白银，甚至是铜钱，然后在地下某处挖个坑，深埋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你们今日来找我。便是想让我帮着想办法？”刘和问道。
三人一起点头。
“我又不会点石成金之术，凭空的也变不出来真金白银啊。”刘和有些无可奈何。
清算司司长李儒开口说道：“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就是这种办法有些遭人诟病。”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让钱行顺利开张。就算被人戳脊梁骨，那也总比无可奈何要好！”刘和示意李儒说实话。
“以属下看来，想要解决钱行准备金不足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逼着豪族大户将他们私藏的黄金白银和铜全部拿出来，今后也不许他们私自收藏黄金白银，这样就会减少市场上很大一部分的吞金大户。第二。公子可以想办法出售一些所有人都争相购买的货物，比如当初前汉之时从西域传过来的明珠和玻璃制品，然后规定必须以黄金或白银来换购，这样可以从民众手中收集上来大量的真金白银。第三，洛阳和长安周边秦汉大墓有许多，特别是芒砀山一带可以用墓连墓、墓重墓来形容，若是给李正方下令，命其组织军队进行挖掘，定能从中挖出上百万斤的真金白银出来！”
“我靠！真是比毒士还毒！”刘和在心里狠狠地冲着李儒翻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