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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莫夫妇慌忙扶起，女子的脸上已是清泪纵横。
“有话慢慢说，慢慢说……”老莫一辈子没遇见过这样的事，门外有好奇的人看东看西，还用手机拍那豪华轿车，莫大妈干脆把门给拉上了。
那女子就带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段往事：
原来，那女孩叫柳芬兰，她的爸爸是一名厨师，以前就为老莫面馆的前任店主工作。他做得一手好面，迎来顾客盈门，女孩也常常带同学来吃，她自然可以赊账。可是一个大雪天，她爸爸为了送一碗热面到她学校，在路上被一辆打滑的卡车给撞了。女孩失去了父亲，可是她不愿意相信残酷的现实，也不想让同学们瞧不起，而且她也怀念来爸爸工作的店里吃面的时光。
于是她还是带同学来吃面，并照常赊账，其实她一开始也十分害怕老莫拒绝的。为了报答，她把爸爸祖传的面条方法也教给了老莫。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公派到美国读了三年投资学，回国后有家跨国餐饮公司聘请我做投资顾问，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要买下你们的面馆。”女子从那两个秘书包中取出合同解释说，“你们别怕，你们不仅会一次性得到一大笔授权资金。等这个面馆成为公司后，你们还是股权最多的经营者，管理者，我只是用我的专业和资源把你们的面馆打造成中国最好的面条企业！”
老莫夫妇听了一席话，百感交集，感动得直抹眼泪。
“砰砰砰！”面馆外突然有人猛烈敲门，“爸，妈！是不是谁来封我们的面馆了？告诉他们，我们不怕！我们不卖！”
店里的人听了，愣了一下，顿时哈哈大笑。
“这小子，多少年了，还是这样风风火火的。”莫大妈连忙把门打开了。
一股暖风吹来，莫识宝和当年的校花柳芬兰撞了一面，顿时两人脸上都梅花朵朵，喜不自禁。
窗外的雪更大了，老莫望着雪地上堆雪人的娃娃们，心里默念到：明年，一定会是一个大丰年。
母亲的“辛德勒名单”
◎朱成玉
母亲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些老姐妹。这些癌症患者经常在一起讨论各自的病情，时间久了，慢慢建立起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临回家的那天，母亲与那些病友们相互都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
母亲眼神不好，回来后让我把那些电话号码工工整整地挨个儿抄下来。长长的一排，算上母亲自己，一共十二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从此之后，家里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有母亲的病友打来的电话，她们互相询问着病情，嘘寒问暖，相互鼓励，俨然成了天底下最知心的莫逆之交。
我真担心，如果有一天，那电话不再响起，母亲该会有多难过。
母亲每天都会守着电话，害怕错过每一个病友的问候。我对母亲说：“电话上面都是有来电显示的，如果谁的电话没有接到，我们给拨回去不就行了吗？”
母亲说：“不一样的。如果我当时没有接，她们会担心我先走了，会难过的。”
我们决定给母亲买个手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听病友的电话了。我把那十一个人挨个儿存进了母亲手机的通讯录里，仿佛存进去一笔巨额财产。
那是一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她们共同筑起了一道生命的墙。
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不仅仅是母亲，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本通讯录，那是她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的名单，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要拯救的对象。
起初，母亲是悲观的，在治疗上也不大配合我们，总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往自己身上搭钱是浪费。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使她振作，领她去听二人转，鼓动她参加秧歌队，可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发现每次只要母亲和那些病友通过电话之后，就会变得开朗许多，心情舒畅。
所以，我们为母亲的手机多备了几块电池，保证母亲的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一部小小的手机，分分秒秒传递着生命的讯息。
杨姨是十二个人中最乐观的一个，其实也是病情最为严重的一个。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但每次母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打电话过去，杨姨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母亲讲一些她的“奋斗”经历。每次通过电话后，母亲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因为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又一个阴雨天，母亲疼得厉害，心情变得很坏。我们赶紧替她拨通了杨姨的手机，杨姨爽朗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喂，你好啊。我知道你是我的老姐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控制住了，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我现在忙着打太极呢，不和你说了。改天再聊吧！”杨姨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没等母亲问什么，那边就挂断了。虽然母亲没说上什么话，但知道自己的病友又多了一次战斗胜利的捷报，心里顿时敞亮了很多，感觉身体也不那么疼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杨姨，这次换成一个年轻人接的。他说：“我妈妈去世已经半年了，她在临终前几天让我们替她在手机里录制了几段录音。告诉我们不让关机，免得你们打不进来电话。”说到这，年轻人有些哽咽，“阿姨，我不能再瞒着您了，这半年来，你们听到的，都是我妈妈的电话录音……”
挂了电话，母亲的手开始抖了起来。母亲拿过那本通讯录，用笔轻轻地把杨姨的名字圈了起来。那一堵生命的墙，忽然就裂开了一个缺口。我听到母亲喃喃地说着：“他杨姨啊，你先走了，等些日子，我去陪你。”
我们的心跟着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着的希望没有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母亲的做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她要参加秧歌队！
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起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知道，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她在为她的亲人们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就像杨姨一样。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虚弱得很，额头上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机响了，我们知道，肯定又是病友打来的。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看了看那个电话号码，马上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了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啊，我好着呢，刚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啦，哈哈……”
我们含着眼泪听着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我们知道，杨姨走了之后，母亲终于成了那堵生命的墙上，那一块最坚强的砖。
你记住了谁的名字
◎马国福
在一个饭局上，一个食客说，他曾经和市长吃过一次饭，而且握过手，当时紧紧地握住市长的手，手心都出汗了，紧张又激动，心狂跳不止几乎要迸出胸膛了。顿时，饭桌上的人羡慕不已，一个劲地夸他荣耀。我问他：市长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他不太自信地说：应该记得吧。
我说：我不认识市长，市长离我太遥远了。我和我们楼下买烧饼的、修自行车的、送纯净水的很熟，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记得我的名字。每天上下班见了面，彼此热乎乎地叫着名字打招呼问好。
在座的各位有些不屑一顾，说：这有什么好记的？
我知道，我的话有点逆耳，让他们听了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所关注的人，像一粒沙，根本无关紧要。世俗的标准已经在他们眼里打上了标签，很显然，对他们而言，精英的名字才是值得记住的。
曾经，刚到新单位，有一天门卫收发报纸的一个小伙子来送信件。他出门后，我问同事，他叫什么名字？同事有些惊讶，说：问这干啥？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胖，就叫胖子好了。
说来很惭愧，我记性不好，也经常记不住人的名字。有一天下午，天突然下大雨，下班后，我没有雨具，站在单位大门口张望，犹豫着打的还是等雨后再回家。
门卫看到了我，他叫我名字，说：我这里有雨衣，你带回家吧。我晚上值班不要雨衣。让我窘迫的是，我叫不出他的名字，叫了他一声“胖子”表示感谢。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自报姓名。我穿上他的雨衣，准备回家，他说：你来了几天，我就记住了你的名字。此后，你经常收到报刊、信件、稿费，真不错。我故作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写着玩呢。
末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似乎欲言又止。我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他回答说：请你以后不要叫我胖子好吗？叫我小×，或者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我的脸红了。
机关里有几个勤杂工，每天上班比别人早，等我们上班后，她们已经将楼梯、垃圾桶收拾得干干净净。机关里上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平时遇到她们叫小刘、小李、小赵。我估计知道她们名字的人不会超过一半。她们的名字被自己简称的姓氏代替。我曾仔细留意过，她们每天分两三次更换机关卫生间里的手纸、洗手液、垃圾桶。这让我很感动。可一想到有很多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多少让我有些悲凉。
在一个单位，很多人把领导的家属、朋友的名字烂熟于心，就是记不住一个默默在背后为他们服务的普通人员的名字。我深深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如果说人的姓名是一顶帽子，那么他的尊严、人格首先由他的姓名所凝聚。记住一个人的姓名很容易，只是我们不屑于记住或者不愿意记住。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普遍功利的时代，对我们而言，与自己最密切的人往往是与我们有利益关系的人。我们习惯于眼睛向上，脑袋向上，是因为奴性的思想已很微妙地渗透到我们心灵的每个角落。上望，我们才有可能分到一杯功利的羹，沾到一点权势的光，靠到精英的一点边。似乎我们或多或少与“上”与“精英”有关了，我们自身才有了被他人“上看”砝码和分量。这实在是荒谬、幼稚。
不错，这个一天天美好起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精英所驾驭左右。他们的名字被大众牢记在心，仰望、崇拜、追随。可我看到的现实是，有许多人连给自己送水、送报、送菜等从事所谓“底层”工作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不屑于放心上。这真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趋向。说重一点，这是功利人格的沦落；说轻一点，这是个人素养的霉斑。
记住并念出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嘴里无足轻重的一口气，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一种平等人格的风度。就像洒香水，你自己身上洒上一点，不经意间和别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身上也会沾上一点。
我想说的是，那些微尘一样默默在我们身后或者不远处低头、弯腰、屈膝忙碌的身影，被我们忽略名字的人，是一把丈量活在这个尘世众生人格高度的卷尺，也是揣摩这个时代世态炎凉的温度计。
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
◎郝冒新
从小母亲就常给我讲父亲的“城南旧事”，这些故事让我了解了别样的父亲。母亲给我讲的最多的是父亲儿时的那些事儿。父亲兄弟姐妹多，遇上大饥荒那年，家里僧多粥少，父亲常饿着肚子去上学。一天，面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