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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扩编没几天，我们第88标就奉赵行止都督之命开往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商州，负责荡平该地的前清残余及地方乱匪，并防御对面河南省进犯之敌。本地势力倒不难对付，关键还是驻扎在卢氏、内乡的毅军。该部毅军由北洋名宿赵倜率领，兵力近万，又久经战阵，自成军以来先后参加过平定捻匪、甲午之战、庚子国变等著名战役，实力不容小觑。
蒋雨岩将军在抵达商州后，一面在卢灵关、大岭关、富水堡等军事要地构筑防御阵地，一边命令各部在抓紧训练的同时积极招募新兵。因为我们部队待遇好，孙先生蠲免田赋又让很多民众感恩戴德，加上陕西这些年捐税繁重、水旱不断，很多人活不下去，投军不失为一条生路；光复时很多军人一跃成为都督、司令，也刺激了不少年轻人。所以报名投军的人很多，导致部队严重超编。像我们这一棚本来标配是12人，实际上却有25人，超编达一倍以上。
8月5日下午，我们第2队数百名兄弟正在大岭关、武关之间拉练，突然收到标部急电，命令我们当天深夜十二点前必须返回驻地待命。我们立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具体什么事，电报上没说，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人猜测是对面毅军有什么大动作，我们相应提高了战备等级，以预防突发情况。
无论怎么说，形势变紧张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然后爆发大规模战争，所以气氛有些沉重。即便之前希望通过参军博取功名的新兵，此时也变得沉默起来。大家都闷着头赶路，在晚上九点半左右返回了大岭关营地。营地内外一片肃穆，我们屏声静气返回营房歇息，排长、队长则到营部开会。虽然一天来回奔波近百里，大家都困倦欲死，但那一夜还是有很多新兵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上五点钟，营地就吹响了起床号。洗漱用餐之后，各排分别召开全排大会，简明扼要地宣布了标部命令：“命令！各棚棚长按照新兵、老兵各半比例留下10人，并指定代理棚长，其余人员收拾行李，携带一个基数弹药，于本日九点准时开拔！你们有什么问题？”
2棚棚长孙良诚举手道：“报告，请问此次开拔目的地是哪里？”
排长一脸严肃：“机密！具体到哪里，你们到了就知道了。”
3棚棚长石友三问道：“那我们还回来么？”
排长答道：“回不回来，这也是机密。”
留下标配兵力，携带一个基数弹药，不告诉去哪里，也不告诉是否回来，这些说明什么？说明这绝对是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重大任务！我当兵除谋职养家外，还是为了报恩，大不了就是赔上一条命，所以心里并不太紧张，只是有些挂念家里的父母，所以举手说道：“报告，开拔之前能不能写封信，顺便把积蓄捎回家？”
排长点点头：“可以！但信里面不能涉及军事机密，写完后统一交给排里的文书，他会负责检查和邮寄。一旦发现有泄漏军事机密的内容，将以军法论处！”
其他士兵又问了几个问题，排长站起身：“此次开拔，营部将多发一个月军饷。按照营部命令，我另有任务，就不参加此次行军了，排长一职暂时由1棚长刘汝明护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回去分配名额，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等到九点，大家都打好背包、扛起步枪在营门口列队。这时我看见我们标统蒋雨岩将军站在队列前面，挨个检视每个排的准备情况。经过我们排的时候，他认出我来：“哟，刘子亮！入伍不到一年就当上了排长，很不错嘛！”
我赶紧立正敬礼：“报告标统，在下只是暂时护理排长一职，实任2队2排1棚棚长。”
蒋雨岩将军笑着鼓励道：“那就好好干，争取早日当上正式的排长！”
巡视完全营，蒋雨岩将军用力一挥手，我们3营就在标部参谋的带领下开始行军。队伍先是朝大岭关对面毅军驻扎的荆子关方向开去，越走距离敌人越近，心里也就越紧张。大家都以为是要去和毅军拼命，很多人都死死捏住手里的钢枪，面上露出惶恐之色。我在紧张的同时，眼睛不停地四下打量，准备一听到枪响就尽快把部队展开，抢夺周边有利地形。
谁知距离荆子关还有五六公里的时候，行进方向一转，偏离了大路，顺着山间小道朝南走去。大家在感到迷惑的同时，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开路架桥、爬山越岭走了四五天，终于来到一个名叫大浪滩的地方。在那里已经驻扎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随后我们知道那是湖北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
在这样的三伏天里，我们背着被服全副武装爬山涉水那么多天，最初担心打仗，大家还不觉得热和累。现在知道对面是友军，不用打仗，大家顿时软成了一摊泥。
两军会合的第二天，我这个临时排长就结束了使命，因为营部给我们排派来了一个新排长。
新来的排长叫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毕业，随后进入广西混成协服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广西都督沈秉堃、混成协都督赵恒惕北上驰援武昌，驻扎孝感与南下的清军对峙。革命成功后，各省支援湖北的部队多数是荣归故里，少数继续留在湖北的都被黎元洪以各种名义改编裁撤。沈秉堃、赵恒惕与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不对付，只好留在湖北接受改编，白崇禧则被张振武编入将校团。前不久他随方维将军撤到襄阳、郧阳的交界地带。
当然，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和白健生交接完排中事务之后，我和他闲聊时问到这个问题：“排长，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这是在哪里？”
白健生有些吃惊，不过还是认真回答道：“这里是襄阳府均州地界，和郧阳府以及河南南阳府挨着，离你们陕西也不远。”
襄阳府？那不是湖北省的地方么？我们怎么到湖北省了？我有些吃惊，又问道：“那排长知道我们在这里汇合之后还要干嘛？”
“还能干啥？打战呗！”白健生言简意赅地答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回答道：“我只是个小棚长，自然无法知道上峰的那些军事机密。”
白健生道：“那我就随便跟你讲讲，你不要对别人乱说便是。”然后他便从武昌首义黎元洪与张振武结仇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最近的张振武遇害、黎元洪进剿为止。最后鄙夷地说道：“那个张国荃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不听方团长的忠告，妄想凭着胡拼乱凑的三个协对抗鄂军的两个镇。结果呢？一触即溃，只好狼狈退出襄阳城。这时候他才记起方团长的劝告，一边向孙总长、赵都督、蒋都督求援，一边向我们这里靠拢。
“在黎元洪眼里，我们方团长是心腹大患，必须要尽快剪除。张国荃部和鄂军在襄阳城外接火是在两日之前，想来他们一旦处理好襄阳城内的杂事，就会向郧阳府方向进军。从襄阳到达我们所处的均州地界不过三四日工夫，战争可谓一触即发，所以我们汇合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打仗。”
“就凭我们两三千人？”我不禁惊讶出声，“照你刚才所说，对方可是两个镇一万多人！”
白健生道：“据说你们陕西，还有四川会分别派4000人过来和我们汇合。不过就现在看来，消息有好有坏。”
“好消息是？”
“好消息是参与进攻襄阳第七镇第十三协，会在统制唐牺支率领下回守宜昌、荆门，避免我们趁虚而入；第八镇则会留下第十六协镇守襄阳等地，防止张国荃捣乱。也就是说，这次来犯的鄂军为两个协八千人，只有我们预想的一半。”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川军派遣的4000人根本无法在战争爆发前到来，即便是你们陕西，估计也只能来三千人。换而言之，我们要以五千人对抗鄂军的八千人。”
——
以上节选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三章《攻鄂》。
三六八、为报倾城随太守（下）
就在我和白健生谈话的时候，我们蒋雨岩将军也在和方旭初将军商议对策，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势最终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尽管我参加了整个作战过程，但没有直接看到这套方案，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外乎就是“先进后退，示敌以弱，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十六个字。
所谓“先进后退”，就是我们先派一支部队前出到光化、谷城一带，与鄂军试探性接触，然后渐次后撤，一方面示敌以弱，让他们生出骄纵之心；一方面通过不停骚扰，迟滞鄂军向郧阳进军的行动。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每拖延一天，从陕西过来的兵力就多上一分；如果拖得足够久，甚至四川弟兄也能赶上这场战斗，那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兵力不足了。此外，我们陕军士兵和安插的湖北将校团军官也需要时间磨合，否则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很容易不战自溃。蒋雨岩将军也考虑到这一点，选定我们三营和军令司卫队一部作为前出部队，通过战斗来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
白健生接任排长的当天晚上，每个排的教员就在课上讲述了此次援鄂的前因后果，并宣布了标部制定的一系列注意事项，比如服装要改穿鄂军军服，而不能穿迷彩服；武器要改用汉阳造，而不能用中工1911式步枪；头上不能戴钢盔，而是要戴鄂军的大檐帽等等。总之在正式围歼进犯鄂军之前，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陕军出现的痕迹。
鄂军军服、汉阳造、大檐帽之类的物资倒很好找，之前他们打下均州的时候缴获了一部分，军令司卫队还可以让给我们一部分，足够我们使用。但问题是我们的士兵习惯了钢盔，再戴上大檐帽后，发现它不能防弹片，心里老觉得不踏实。平时使用的中工1911式步枪是10发固定弹仓，可以连发；汉阳造的弹仓只是5发，还不能连发。习惯了中工1911式步枪的陕西娃子感觉汉阳造特不顺手，扣完五下之后老觉得还能再扣五下。这些习惯都要赶紧改过来，否则在战场很容易送命。
8月11日早上，我们三营和军令司卫队一部换装完毕，分两路向光化、谷城方向。营长鹿锺麟命令我们第二队作为前卫，在前面搜索前进。前两天还好，大家有惊无险；第三天我们绕过光化县城继续前进，结果就走没多久，就和来犯的鄂军遭遇上了。
本来我也非常紧张，手心不断冒汗，但听到前面尖兵枪声的那一刻，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排长白健生久经战阵，听到枪声之后迅速扫视了一下周边地形，不待队长命令，便命我率1棚士兵占据道路前方左近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山头，留下2棚、3棚等待营长和队长命令。
我到了那里才发现，这座山头虽然不高，但在周边算是一个必争之地，因为它临近道路，又略高于附近其他山坡，在山顶上可以直接俯瞰前方来敌阵地。我们十多个人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留下一个人观察敌情，其他人抡起工兵铲就开始构筑工事。
可能是大敌当前，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构筑的工事更稳固，挖掘的简易单兵掩体也更标准，丝毫不用